同时，世界银行还进行了“学术”文体的游戏。从总体上看，这种游戏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们总是旨在为统治资本的战略制造合法性。有一个例子就够了。在一本写于 1965 年的关于象牙海岸的书中，我预测到 1985 年时会产生系统的“阻塞”，以及外债问题。世界银行当然是支持对象牙海岸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的，它发现有必要用比我多五十倍经费的研究来回答我的研究，今天细读它那个研究，会令任何人耻笑的。
这里所考虑的所有“发展基金”机构以及实际上更重要的双边援助基金只构成了资本市场的一小部份，一个虽不可忽视却很小的部份，即使我们只是论及流向第三世界渠道的资本。这一市场可分成两大类：寻找生产性投资的资本市场（矿业、石油和能源、农业、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建筑业、旅馆、旅游以及其他服务业），和寻找短期金融投资的游资市场。
对于美国、日本以及在次要程度上的欧洲，这第一类市场的规模是不可忽略的，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尤其如此，当时“再配置”活动正在高潮。然而欧洲更倾向于在比它落后一步的周围地区（意大利、西班牙等）投资，而不是那些直接依赖的地区。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这解释了“洛美公约”（ EEC-ACP association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通过支持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农业和矿业）以及歧视工业化的政策，这个公约对非洲的灾难和后来这一大陆的边缘化、第四世界化负有显著的责任。
游资市场从七十年代起，就大大超过了生产性投资市场，它对第三世界的兴趣不高，然而必须注意到，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所积累的资本中的很大一部份是这一市场所为，这要归功于金融和银行系统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但东亚和东南亚、印度试图抵制这种趋势）。另一方面大多数游资从一个金融大都市漫游到另一个金融大都市以寻找投资机会，而很少光顾第三世界的金融体系。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事情也许正在起变化，那里也许会变得对资本具有吸引力。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过于强调这一事实，而从不提起另一个事实：这里所谈的绝大多数“资本流入”采取了金融投资形式，而不是在生产领域中投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正是如此）。在上述条件下所达到的脆弱的外部收支平衡使我们无法把这一运看作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
关贸总协定，亦即贸易的管理者，提供了规则体系的第三个维度。关贸总协定所遵循的原则是开放和自由贸易：促进多边（而不是双边）交换，禁止有利于国内生产者的歧视，也禁止出口者的侵犯性行为（倾销），减少关税，禁止其他形式的数量限制（公开形式如配额，不合理的卫生或管理规则掩盖下的不公平作法）。
关贸总协定的支持者把他们的主张建立在一个简单然而是错误的观念上，即自由贸易有利于贸易扩张，而反过来又有利于增长。历史并没有证实这些看法的正确性。贸易的扩张，尤其在二战后，与其说是这一时期强劲增长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本质上这是由前面所提到的三部份组成的体系的子系统所导致的）。在二战后的开始几年里，尽管有高关税和其他形式的贸易保护，国际贸易增长很快。随之而来的体系危机则导致了世界贸易的衰退：贸易增长率从七十年代的 7% 跌落到八十年代的 4% ，尽管关税在降低，贸易自由化措施在推行。总的来说，历史事实根本没有显示出自由贸易和商业扩张的正相关关系（即后者是前者的后果，而非相反），同样，增长的阶段和各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也没有相关关系。尽管如此，下面结论也是正确的：经济增长易于引发自由贸易政策，而贸易保护主义常常是对危机的反应。
自由贸易的提倡者乞灵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名定理来支持他们的主张，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定理，由高关税所导致的消费者的损失，大于受关税保护的生产者受益值和政府所收的关税值的总和。进口配额则被认为更为糟糕，因为它们使国家失去了进口关税。这种“演示”，当然意味着一个不真实的完全竞争的世界，还有，它建立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历史表明，由生产效率增长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那些通过即使是最佳的“竞争优势”所获得的收益。历史还表明，相对价格并不决定于“市场”，而是在供求关系之外，决定于生产在其中进行的社会条件。因而，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通过双重要素贸易条件的恶化，既表现为、也必然导致外围国家的处境悲惨，因为劳动报酬分配远比生产效率分布更为不平等。我甚至可以说，这种内在于两极化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现象，不仅是以往贸易的特征（中心的制造业产品和外围的初级产品的交换），而且也将是未来贸易的特征，在未来的贸易中，工业化的外围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而中心国家行使他们的“五种垄断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