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甲子日，诏曰：
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二十年矣。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谢，授子任贤，所以休息，优隆功臣，式图长久，盖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飨宴朕前，论道陈谟而已，不宜复烦以剧职。更举贤俊，以备百官。主者明为科制，以称朕心。
从这道冠冕堂皇的诏书中，难以看出事件发生的真象，研究者或将此次事件纳入拓跋皇权成长这一长期历史过程加以思考，认为这标志避免鲜卑贵族干扰皇位继承的“太子监国”制度的确立[1]。南方传闻却将这次事件视为皇太子拓跋晃斗争的结果。《南齐书·魏虏传》称：：
宋元嘉中，伪太子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谮之。玄高道人有道术，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梦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谗欲害太子！”佛狸惊觉，下伪诏曰：“王者大业，纂承为重，储宫嗣绍，百王旧例。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太子，然后上闻。
同一说法在《高僧传》卷11《释玄高传》中有更为详细的记叙：“时魏虏拓跋焘僭据平城，军侵凉境，焘舅阳平王杜超请高同还伪都。既达平城，大流禅化。伪太子事高为师，晃一时被谗，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罗枉苦，何由得脱？’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恳忏。焘乃梦见其祖及父皆执剑烈威，问：‘汝何故信谗言，枉疑太子？’焘惊觉，大集群臣，告以所梦。诸臣咸言：太子无过，实如皇灵降诘。焘于太子无复疑焉，盖高诚感之力也。……时崔浩、寇天师先得宠于焘，恐晃纂承之日夺其威柄，乃谮云：‘太子前事，实有谋心。但结高公道术，故令先帝降梦。如此物论，事迹稍形，若不诛除，以为巨害。’焘遂纳之，勃然大怒，即日收高。……时有凉州沙门释慧崇，是伪魏尚书韩万德之门师。既德次于高，亦被疑阻。至伪太平五年九月，高与崇公俱被幽絷。其月十五日就祸，卒于平城之东隅，春秋四十三。是岁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细绎史实，南方传闻实不可信，而事情真象亦远非是确立“太子监国”制度可以全部解释。据《世祖纪》，命皇太子监国的诏书是在拓跋焘率军北征柔然南返至朔方还未来得及回到平城时匆匆发布的，这应是面临严重政治危机时的重大举措，和拓跋焘与拓跋晃的矛盾并无关系，而且在这次事件中拓跋晃与崔浩实为同盟而非政敌。
据《魏书》卷28《刘洁传》、卷35《崔浩传》、卷103《蠕蠕传》，太平真君四年九月，北魏朝廷议举国出击柔然，尚书令刘洁持异议，而崔浩及太子拓跋晃赞成，遂分兵四道：“乐安王范、建宁王崇各统十五将出东道，乐平王丕督十五将出西道，车驾出中道，中山王辰领十五将为中军后继。”拓跋晃、司徒崔浩随中军行动，各路大军按计划于柔然可汗庭鹿浑海会合。刘洁之祖刘生在什翼犍时代即作为什翼犍妻慕容氏的家臣入代国，属勋臣八姓之一，其族源当属匈奴。刘洁本人在拓跋焘时“朝夕在枢密，深见委任，性既刚直，恃宠自专，世祖心稍不平”。出军之际，刘洁恨其意见未被采纳，“矫诏更期”，并对其亲信说：“若军出无功，车驾不返者，吾当立乐平王。”又让尚书左丞张嵩求图谶，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姓名否？”
及拓跋焘率中军至鹿浑海，与柔然部众相遇，而其它三路大军并未按约定时间到达，刘洁又阻止拓跋焘孤军突袭的计划。“停鹿浑谷六日，诸将犹不进，贼已远遁，追至石水，不及而还。师次漠中，粮尽，士卒多死。洁阴使人惊军，劝世祖弃军轻还。世祖不从。洁以军行无功，奏归罪于崔浩。世祖曰：‘诸将后期，及贼不击，罪在诸将，岂在于浩。’浩又言洁矫诏，事遂发。舆驾至五原，收洁幽之。……洁与南康公狄邻及（张）嵩等，皆夷五族，死者百余人”[2]。《世祖纪》太平真君五年二月：“中山王辰等八将以北伐后期，斩于都南。”其中有“督偏将出别道”的尚书奚眷，见《魏书》卷30 本传。西道主帅乐平王拓跋丕及东道主帅拓跋范均为拓跋焘之弟，《魏书》卷17二人本传称：丕“坐刘洁事，以忧薨。……谥曰戾王”；范“刘洁之谋，闻而不告，事发，因疾暴薨”。二人显然均非正常死亡。拓跋丕本传还说：“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论》曰：‘昔明元末起白台，其高二十余丈，乐平王尝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王以闻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后事发，王遂薨死，而董道秀弃市。……’”说明拓跋丕本亦有追逐帝位的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