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很容易让人想到纯天然、未有人过多干涉，是最早的、最初的代名词。中国影视广告之所以在此阶段“原始”，笔者认为不仅在于它诞生了国内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还在于此时的中国，政治上，处于一个极从“左”到“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过程；经济上，由集中化向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系转轨，即经济、政治都处在一个转型期。历时十年的深重灾难，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且加上当时全国电视台的设备简陋，电视台经济来源完全依靠财政拨款，因而从中央到地方的财力都难以满足需要高投入的电视事业的发展。就1978年而言，电视台得到日常经费比一部电影的摄制费还少。电视台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看菜吃饭”，给多少钱办多少；一是“找米下锅”，发挥自身优势，自己发展自己。[4]
影视广告在“身正名顺”之初，电视台本身的建设也举步维艰，后来，电视台播放商业广告，却给电视台带来了商业效益。且电视台经营广告也符合中央关于“一切事业单位应该创造条件增加收入”的指示精神。只是中国广告完全是一件新生事物，尤其是影视广告，没有任何的经验可循。中国大陆第一条商业广告“参桂补酒”诞生于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15时05分，是用16毫米彩色影片摄制长度1分30秒播放的，同年3月15日，我国第一条外企商业广告“瑞士雷达表”也诞生了。[5]虽然在当时大陆影视广告还面临着“一切向钱看，出卖主权”等非议，但更多的人已认为：“播放电视广告同样是为观众服务，因为经营广告会增加电视台收入，可以把荧屏节目办得更好，是符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变了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尴尬局面”。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37天第一条电视广告的播出，国内外可谓一片哗然！人民日报，美联社，路透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发表信息或文章，认为其成为中国“开放”的信号。同年四月广东电视台开始了广告业务，一年后，中央电视台也播放了广告……从此，电视广告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电视广告成为电视观众获得商业信息的主要渠道，对扩大消费品的国内需求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广告收入更是我国电视业的主要经济来源。实践证明：电视广告业符合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
原始期的中国影视广告，总体上十分粗糙，影视广告版式主要借鉴于平面广告艺术，其原因是人们对影视广告的无知。“信息告白 产品图像”是其主要广告模式。影视广告材料和影视广告制作方式也十分简陋，主要由于国内市场发育的不成熟。只要发布 “计划经济”的有限信息便可给中国产品带来经济效益，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影视广告的主要特征。
（二）中国影视广告的模仿期（1982年——1990年左右）
商业影视广告的雏型已现端倪。80年代初，仍有一些企业和广告人，开始自觉而又有计划的做广告，这在当时的广告界可谓是独步先行。[6]80年代初，在这个特殊情境及中国广告先行者的努力下，中国大陆广告人对广告有了自已的见解，并做了一些有自己思想的东西。大量国际广告理论的进入、国内各层次的广告协会的成立，及外商代理的逐步加入，促使了我国影视法制初步建立和规范。这都为中国影视广告业的发展创造了外在的条件和因素。如82年12月，国家经贸委批准建立中国广告协会；84年6月中国广告协会电视委员会在南京成立；85年9月中国对外贸易中国广告协会会刊——《国际广告》在上海创刊并出版，从思想上把中国广告人解放出来，从理论上初步奠定了影视广告的规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广告公司提出的“以消费者为中心，为客户提供全面服务”，成为我国大陆广告行的服务宗旨。
虽然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影视广告从幻灯过渡而来，这些广告人制作也还根本不懂什么影视广告语言。[7]只是将平面广告生硬地搬上银幕或电视，但这种现象很快得到了改变。
影视作为最先进的传播媒体，发展速度是极其快的。在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善人民生活的大政策方针指导下，中国大陆的经济迅速转轨，确立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宏观经济指导体系。影视广告也出现了另一番景象，主要体现在一批电影、电视界的行家里手进入广告界。如1982年上海电视台广告科，刘嘉泉和相声演员叶惠贤合作编导的“红花牌童车”及“三角牌钢化玻璃杯”，其后，刘体会道：“我们对上海童车厂生产“红花牌童车”的宣传，不单是就是论事地将各种童车在荧屏中展见一番，而是抓住车辆与交通的密切做文章。”[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