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的又一重涵义是诗人的观点和见解。《中山诗话》 云：“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而不得其意义，翻成鄙野可笑。”东坡云：“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葛立方《韵语阳秋）) ）这里的“意”都是指诗文中所蕴含的诗人的观点和见解。在宋人看来，惟有一以贯之并有一定深度的观点与见解作为诗文作品的核心，它才能成为好的作品。宋人有时还将“意”分为“文义”与“意思”两个层次。如朱熹说：“如昔人赋梅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十四字谁人不晓得！然而前辈直惩地称赏．’说他形容得好。是如何？这个便是难说，须要自得他言外之意，须是看得他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动有意思，跳掷叫唤，自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个有两重：晓得文义是一重，晓得意思好处是一重。”又说：“杨大年辈文字虽要巧，然巧中自有浑然意思，便巧也使得不觉。欧公早渐渐要说出，然欧公诗自好，所以喜梅圣俞诗，盖枯淡之中，自有意思。”（《诗人玉屑》 ）此外“文义”乃指诗文中所含客观之理或诗人主观之见解，“意思”则指附于整个作品之上的某种意味、意趣。前者可由文词词义的辨析而得，后者则只能得之于体验、感受，或者说是得之于审美的直觉。前者或许还包含着伦理的、政治的因素在内，后者则是纯而又纯的审美属性。朱子谈及读诗之法时尝言：“诗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 ( （诗人玉屑）) ）这里的“义理”应属“文义”范围，而“滋味”则应属“意思”范围。盖朱子虽为道学家，却询属深谙诗中三昧者，故能在强调“义理”的同时顾及“滋味”。诗并不讳言“理”，关键在于能否达于“理趣”；诗亦不讳言“意”，关键是能否升华出“意思”，这大概是宋代诗学所悟到的独得之秘了。
总之，“意”这个概念的内涵比较丰富，凡属人意识层面的心理内容基本均能涵盖进去。宋人之所以重“意”而轻“情”，这自然与宋学思潮所构成的特定文化语境有着直接关系。宋代无论是重“义理”而轻“章句”的新学（王学）系统，还是高标“心性之学”的道学系统，抑或以俯仰人生、追求个体精神自由为鹊的的蜀学系统，无不探绩索隐、辨言析理，务求洞幽烛微，明察秋毫。这就造成了宋儒事事要弄清楚，处处要讲道理的文化习性。现之于诗文，则亦不免于其中发议论，言事理。全然不似汉魏、盛唐诗歌那样自然混成、天真一片。
四、“吟咏情性”与“以意为主”的比较
从南宋后期开始，宋代诗歌创作及其诗学观念即已为人们所垢病。其中最为痛快淋漓且言之成理的自然应属严羽的《沧浪诗话》。沧浪重新标举“吟咏情性”的口号，并佐之以“妙悟”、“兴趣”之说，对宋代诗学观念予以彻底否定。沧浪确然是深于诗者，他对历代诗歌的评价极为准确，对宋诗弊病的分析亦切中肯萦。然而严沧浪也有两大局限：一是评诗标准过于狭隘，只知汉唐那些纯真无伪、天真烂漫的“吟咏情性”之诗为佳作，不知宋人那些刻意求新、戛戛独造、讲求技巧的“以意为主”之作亦有大可读。二是易说而难做― 他所向往的“惟在兴趣”的“盛唐之音”恰恰不是“有意为之”所能奏效的，其所以能获得如许成就正在于它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
自严羽之后直到清中叶以前，宋代诗学不断受到法汉宗唐的复古主义者的抨击。其所抨击的要点大抵为宋诗过于重“意”，重“理”，好“议论”以及“诗史”说等等。这实质上是“吟咏情性”与“以意为主”两大诗学本体论观点的冲突。例如杨慎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 以道阴阳，《书》 以道政事，《诗》 以道性情，《春秋》 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 《春秋》 也。若《诗》 者，其体其旨，与《易》 《书》 《春秋》 判然矣。《三百篇》 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王仲铺《升庵诗话笺证》 卷四）这是对宋人“诗史”之说的批评。杨升庵反对在诗中直接说教，主张采用比兴手法作诗。他所持的诗学本体论观点无疑是“吟咏情性”之说。明清之际的黄生亦有近似的观点，他说：“自宋人尊老杜为诗史，于是填故实，著议论，浸入恶道，而诗人之性情，遂不复见矣。”（《诗座》 卷二）同样是高标“情性”而反对“议论”及“诗史”说的。也有人更是直接否定“以意为主”诗学本体论观点，如王船山就说：“诗之深远广大与夫舍旧趋新也，俱不在意。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以意为律诗绝句，而诗遂亡。如以意，则直须赞《易》 陈《书》 ，无待诗也。”又说：“宋人论诗以意为主，如此类直用意相标榜，则与村黄冠、盲女子所弹唱亦何异哉！" （《明诗评选》 卷八）这些批评都是坚持以“情性”为诗歌本体，而反对以“意”为诗歌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