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儒学义理、考据、训诂和经济四个学术面向中，曾国藩承继程朱之道统，把义理推到儒学学术的首位，成为理学在清代的继承人。他主张气生成论，认为禀气之不同造成了圣人之性与常人之性的差别；面对世俗生活中日益微略的常人之性，圣人应担当起教化、“复性”的天职；圣人教化的途径有二：一是格物，二是诚意。在汉宋不同学术理路的学术争执中，曾国藩以“务实”为契入点，不仅调和了汉宋之争，而且以经世致用之洋务思想实现了对汉宋学术的超拔，进而使得儒学原有的狭小、禁忌繁多的范阈得以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曾国藩; 理学；格物; 诚意; 经世致用
作为士大夫和一代儒者，曾国藩按部就班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在他的学问路途中，既有“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励志条目，更有“躬自入局、荷道以躬”，意欲承担晚清“中兴”大业的救世激情。就前者看，曾国藩对自己约束非常严厉，他不跟恶社会跑，立个标准，渐次从自己做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气派。这些可从其与朋友往来的书札中考见。就后者讲，曾国藩处于清政府陷入深重的政治和文化危机之时，时局几至于不可收拾之地步，他以对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又翼借西学以自强的积极主张，对晚清时局的解危救困做出了贡献。中国古人历来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作为人生之理想，曾国藩即因“道德、文章、事功”都比较完满而被誉为“末世完人”。曾国藩不仅给后人带来了人格上的魅力，也给儒家文化带来了新的榜样寄托。正因为如此，时下文化思想界兴起一股关于曾国藩的研究热潮。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功利层面，其浓烈的用世心理和狂热的功利性情溢表于外。在此，笔者拟通过四个方面来就支撑这位“末世完人”精神世界的哲学思想做些探讨。对其哲学思想探讨的现实目的有二：一是填补时下曾国藩研究中较为虚乏的一面，以增加整个曾国藩研究的哲学厚重感；二是冲淡时下曾国藩研究中的用世心理，减少相关研究中的功利因素。当然，这两个方面都是以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为依据的。
一
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但，在儒学诸多的学术面向中，曾国藩所毕生研究和服鹰的只是理学。自31岁始向理学大师唐鉴、倭仁学习理学后，他便开始以“道学先生”自居。历时性地看，“义理”、“考据”、“经济”、“辞章”都是儒学的重要学术面向，但曾国藩认为，虽四者均是儒学题中之意而不可缺一，但对于如此庞富的内容，人的一生不可能“遍观而尽取之”，而只能“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的“义理之学”。(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205页)“义理之学”被曾国藩推上了儒学学术的首位，成为统摄其他学术面向的核心。当然，曾国藩所谓的义理既不是心学之义理，亦不是实学之义理，而是程朱所阐发的理学之义理。他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同上）
曾国藩不仅对于义理之学坚信不疑，而且对于理学人物也不乏褒扬之辞，甚至当这些人受到攻讦时，不惜全力为之辩护。他说：“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同上，第58页）曾国藩认为以程朱为代表的上述宋代诸子“上接孔孟之传”，承继着原始儒学之肯綮，其义理合于儒学原典之原则。因此，即便程朱等大师的言论有所欠缺或不当，今世学者理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为其修补和完善，而绝不可采取“屏弃群言以自隘”因其小过而完全否定之的偏狭态度。照着曾国藩的逻辑，“屏弃”程朱理学即是“屏弃”孔孟所开创的原始儒学。可见，曾国藩不仅崇奉儒学义理的学术面向，而且以理学诸大师为原始儒学之正传和道统。前者是逻辑的，就“道”而言说；后者则是历史的，就“统”而讨论，因此，就儒学之“道统说”来论，曾国藩属于程朱理学的信守者这一点已无可置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