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投入缺位：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的安排不足
近2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GDP和公共财政收入的增长均居世界前列，公共健康状况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所提高。1980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每千人）为42，到200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32；1980年平均预期寿命为67岁，到2000年已增加到70岁。但从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其191个成员国卫生系统做出的调查来看，我国的健康投入，特别是人均健康投入在世界排名第185位，非洲最穷的一些国家人均卫生支出水平都要比中国高出一倍。
1、卫生事业总体投入规模不足
从总体投入规模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的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要远远低于大多数国家的水平，这其中不仅包括发达国家，还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从人均水平来看，我国的人均卫生支出更是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图1、图2所示）。
2、公共卫生发展投入不足
公共卫生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财政是其最为主要的投入者，但改革之后，财政对于公共卫生提供的支持和投入呈现出总量不足、总体投入趋势不断下降、投入结构不合理的态势。统计资料表明，在卫生总费用方面，政府的投入明显偏低且逐年下降，1990年卫生总费用的投入中有25%由政府投入，到1995年已经下降到了17%；其中，用于公共卫生的比例明显过低且呈下降趋势：1990年政府的卫生支出中只有19%用于公共卫生，到199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2%。
另外，政府预算的公共卫生支出在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也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尚未建立，目前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口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6%以上，自费看病的费用在私人健康支出中占到近80%。与此同时，1990—2000年间，医药费用增加了8—10倍，个人卫生支出负担有所加重。
即使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卫生支出仍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在1000—2200美元之间）的公共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在2200—7000美元之间）的平均比例为2.25%，而中国却只有0.62%（何帆，2003）。
3、公共卫生事件中防疫系统建设滞后
在一个城市整体卫生工作中，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监督是市民健康保障的第一道防线。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监督的建设资金基本上来源于国家财政的公共投入。有专家估计，预防投入1元钱，其功效相当于治疗中的10元钱甚至更多。
我国医疗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行了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旨在解决这一部分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但同时，医院的市场化进程也带来了一些相关问题。一方面，由于公共卫生防疫建设主要依靠财政投入，但国家的财力在有限的情况下，无法保证防疫体系的吃饭问题。防疫部门只好自我筹集资金，走有偿服务的路。因为要靠创收来弥补经费的不足，导致工作重点转向创收服务，影响了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时的应变能力。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预防服务，必须由政府承担供给义务，才能保证它的健康教育、疫情发布和控制、预防接种等无偿服务职责的正常发挥。另一方面，国家在对医院的投入过程中，对于本应由市场调控的部门依然可以得到财政的支持，使得应该市场化的部门没有得到有效的市场化，而不应该市场化的部门，如防疫体系，特别是基层防疫和应急管理却由于经费问题不得不走向市场，改变了其服务的本质。
第二部分 从SARS危机看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影响
历史上任何一次人类大危机的出现，都对社会、经济、人民生活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冲击。这种影响不仅是相关行业、部门和地区的发展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可能因此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人类的行为模式与消费行为。这些行为方式的改变加上国际压力又会引起国内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结构性变化，对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成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