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SARS危机虽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与此前我国曾经发生过的大兴安岭火灾、1998年大洪水、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等类似突发事件相比，我们在处理和解决这类事件上都采用了几乎相似的做法。即在重大危机发生的一段时间内，紧急调动所有可能调动的人力（包括武警、军队和地方的一切人员）、物力和财力，力争在短时期内解决危机，然后在事后的反思中进行体制上的修正、完善。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是有能力解决危机的。由于惯性，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还发挥着作用，还保留着短期内迅速集中力量完成某一件事的能力。① 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经济和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传统政府职能的退出、市场为主配置资源方式的确立，政府在如何配置公共资源、解决公共问题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职能缺位。体制上的缺位往往会导致我们在问题和危机发生的前期缺乏紧急应对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危机解决的时机。具体反映到此次的SARS危机中，就是政府的应急处理能力不强，尚未建立一个独立和常设的危机管理协调机制，缺少专业的信息系统和危机的预警、处理机制。
本文以此次SARS危机发生为背景，试图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尤其是应急职能缺位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基本的结论是：尽管我们无法完全避免生态危机、疾病传染和一些人为的事件的发生，但依靠健全的信息系统和危机快速反应机制，可以以较小的代价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和解决危机。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职能的提供者，同时也是这一机制的建设者、投入者，在明确职能定位和加强应急能力建设的基础上，需要长期、有效地进行相关资源的配置。
第一部分 从SARS危机看经济转轨中的政府应急能力
SARS危机暴露出我国现有的应急机制以及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滞后与脆弱。这种滞后与脆弱不是某一个环节或局部的，而是系统性的，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认识和剖析。
一、职能缺位：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定位不清晰
此次SARS危机的爆发使被忽略已久的疾病预防、危机管理与应急反应机制等建设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有关专家甚至认为，SARS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不过展示了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健康问题的冰山一角。在全球性开放和一体化的进程中，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石油危机、自然灾害、重大事故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一个严密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和危机管理与应急机制，已经是整个国家危机反应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公共卫生体系和应急机制的建立虽然事关社会民生、事关国际影响、甚至事关全球性发展，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收益，但作为一种非盈利的公共产品，一旦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构成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体制建设和公共投入方面就会缺乏相应的安排，最终必然导致整个应急能力的建设和发展滞后。因此SARS危机带给我们的反思，绝不仅仅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问题。从本质上讲，是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在公共管理职能上的明显缺位。即传统的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职能还处在一个全面退出的过程之中，新的与市场机制配套的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还在摸索、建设和完善之中。政府公共政策职能的不明晰导致相应的公共应急资源配置（如财力安排）和应急机制建设不到位，责权利无法得到具体落实。以至于每每碰到类似的突发性公共事件，政府在危机初期总是面临准备不足、缺乏应对的被动局面，而在接下来的防控上又不得不通过行政手段调动一切资源来集中解决。
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与政府，在管理社会、发展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市场机制的优势主要在于其对私人部门资源配置的效率，对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加快具有强烈的刺激效果。但是市场机制的缺陷也是明显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问题的存在，大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无法通过市场提供，如社会基础教育的保障、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危机管理、生态保护等等。大体来讲，政府对市场失灵领域干预具有6项职能：提供公共物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使经济外部性内在化；限制垄断；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在此基础上，胡鞍钢（2003）提出，由于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体制转轨，使得中国政府还具有9项特殊职能：促进市场发育，建立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注重公共投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开发人力资源；保护自然资源，从事生态环境建设，进行大江、大河、大湖、沿海治理，防灾、减灾和救灾；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行反贫困行动计划，逐步消除中国的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