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书之设，以利人之趋避也。顾术数之家，更相推衍。神煞之名愈多，而选择之用愈淆，是欲利人反以害人也。又恶乎可？清朝钦定《协纪辨方》一书较正神煞，推详根源，迈古超今，皆诸书所未及。即如大月建一节，古从天干起例，既有不接之处，而协纪从地支起例，确有定论。不懂生今之世，当遵今之法已也。何不惜重赀购集诸书参详考订，著为一篇公诸同人，每日之下注明，尽书通书宜事，参与协纪，务其精详。谨将凡例开列于左。一、凡通书不宜而宪书宜者，……俱从宪书所注。一、凡通书注宜不注忌，宪书注忌不注宜者，……俱从宪书注忌。
毫无疑问，关于竖造宅舍及安葬活动所须趋避的神煞的判断，皇历（宪书）和民历(通书)是有争议的。这牵涉到是否遵照正统的权威（奉正朔）的问题。洪潮和年度通书采取了一种巧妙的权宜办法：凡通书与宪书判断迥异者，一概从宪书注。此举表面上尊重宪书的注解，实际上是婉转地表达了通书更适于“俗用”，因为通书懂今之世，尊今之法。这种现象也透露出了民间社会对于代表正统权威的知识体系的价值认同异化趋向。此外，从上述“造宅碎金赋”、“年家凶神忌例”可知，洪氏克择通书对于民间约定俗成的一些“神煞”及宜忌虽不认同，却又能尊重各地差异，反映出其作为地方知识体系的权威同民间习俗有一种良性的互动格局。而基层民众按通书所设定的宜忌行事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文化习惯，自然会以趋吉避凶的信仰心态，来处理个人及族群之竖造宅舍、安葬等风水事宜。通书所标榜的“趋避”二字，可谓准确地抓住了基层民众功利化的宗教信仰心态。
嘉庆二十一年(1816)度继成堂通书有一则定时刻香广告，文曰：
凡造葬、婚嫁等事，不拘日用、夜用，俱宜照标起点，各得真正时刻。凡读用者，务请开明用事之年、月、日、时，则僭以便按是候之日永、日短，将香画明日用、夜用，更宜认真确认系继成堂馆号制造，庶无差忒。[51]
有清一代，洪氏制造定时刻香，当然有其高明的商业策略，但对于使用者而言，定时刻香是同某个时间的宜忌紧密相关的。世俗的时间似乎被控制住了，信仰者在神圣时间中感受到一种人的未完成性，从而自我强化了焦虑的无秩序感，自然也更自觉地遵守某种时间的宜忌，以防误时触犯神煞，引来厄难。一定意义来说，通书所制造的两种时间观的过渡与转换，无形中强化了对自然秩序的敬重与追求，也使得风水观念能转化为基层民众的文化心理积淀，从而决定其在事生及事死活动中的行为选择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嘉庆以来，各地洪氏派下的通书内容遵照的基本还是洪氏祖馆通书的体例。但为了适应择日市场的需要以及地方风俗，经过各地门人的损益，业已呈现出一些迥异于祖馆通书的特征。我们试举一例：洪氏祖馆通书并未附加镇宅或镇墓的符箓，而民间的洪氏派下通书，却添入不少安镇符咒的用法。如福鼎董珍辉大通书专门列有《符法杂篇》，收入做生坟所用的“阳圹灵符”(安放于男墓室)和“阴圹灵符”(安放于女墓室)，以适应闽东一带百姓的需要(图参见附录2)。[52]据王育成先生考证，上述两种压圹符在明代已基本定型，在贵州、湖南、陕西等明代墓穴中皆有发现。[53]清潭阳魏明远编纂的《增补象吉备要通书大全》(康熙六十年版)卷二八“生坟压圹灵符”条目，亦早将这两种压圹符收录其中。[54]董先生将“压圹符”收入年度通书中的举动，亦佐证了通书较能灵活地适应民间社会的风水习俗。
五
必须说明的是，洪潮和祖馆通书(长、三房)及其派下通书虽然风行闽台浙等地有二百余年之久，但由于民间通书需求量甚大，其它各门派的通书也流行。譬如：
清建阳麻沙刘尔昌、尔蕃，“先太祖在翰林修国史，传得钦天监天机秘书”，传至先大父刘春沂，“于星辰度数、阴阳理气皆叁其微奥”,除“考正古今通书二十余部刊刻行世”外，尚编有《刘氏家藏阐微通书》(属理论型通书)，“广集诸家之谈，约为不易之规，订讹辟谬，备极苦心，开卷了然，明若指掌。初但秘藏家中，后乃授梓公世，纸贵洛阳，遐迩宗其克择书，传海内造葬藉为指南”，以致“书坊翻刻，止知苟简图利，罔顾舛错悮人”。到康熙甲子年(1684)孟秋，刘尔昌、尔蕃“爰是捐赀缮写，不敢妄意删增，较订选梨，悉付良工剞劂”。[55]康乾年间汀州籍钦天监副大史“桂亭马裕良容先生，博览群书，尤精选择，其术屡试屡验”，早在乾隆丙子年（1756）就发行《催福通书》(此亦属理论型的通书)，时人曾如是评价该通书的特点：“明季暨国朝则重用公历，但以测乎分至。问及每日所宜，而吉凶神煞不著焉。若《象吉》、《鳌头》诸通书，无虑数十家，神煞著矣，而本源详略不备焉。今彰其源而逆其流，分其条而晰其缕，不特精选者便于翻阅，即素不习此者，一览此书，吉凶了如指掌。”[56]上述两种通书，至今乃是福建择日师常参考的理论通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