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民国初年继成堂三房刊发的函授招生广告称：该馆开馆后薪火相传已有七代，“雅慕虚名来馆参学，接踵而至”，[25]此并非虚言。这些早年来馆参学有成者，大都被列入“参校门人”当中。[26]在宣统二年(1910)之前，由于交通及邮电业不甚发达，该馆主要以面授的形式传授选择和堪舆知识，但每年的参学人数并不固定。有鉴于“外地诸君或因路途窎远，或以山水迨遥，川资旅费虚耗不少，兼之伙食住宿诸多不便”等因素，继成堂于宣统二年始设函授科。民国初年三房的广告曰：该年度欲招收函授生20名，学制一年，学费每月捌圆。另招面授科10名，半年毕业，学费一百六十元。速成科10名，四个月毕业，学费二百元。[27]而长房洪应奎和洪翥鹍所设择日馆，更设有太乙遁甲函授科和普通择日科，年限一年，“完全毕业后，除给予毕业证书外，加给‘国粹哲学士’此荣誉称号”。[28]按继成堂定例，该堂毕业生员可随地开设日馆，并将尊名逐年列在该堂年度通书页内。继成堂堪称是闽南民间择日师及堪舆师的速成培训基地。其参校门人则是闽台民间社会风水术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关于洪氏通书在东南一带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从现存一些版本的“参校门人”列表中略知一二。如嘉庆二十一年度（1816）通书所隶参校门人62位，其中57人籍属福建，泉州府24人，兴化府24人，永春州4人，福州府4人，延平府1人，浙江温州府4人，台湾鹿港1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房参校门人累计达229位(嘉庆二十一年参校门人名单几乎全部收入)，浙江增为7位，台湾地区增至21位，漳州府出现5位。[29]民国19年度三房通书的参校门人累计达398人，其中台湾累计列入的达142人，浙江有14人，余为福建各地人。而长房洪应奎迁至金鱼巷开业后，起初改自家通书累计门人的惯例，声明“本馆门人最多，篇幅不敷排列，故将远代与无新式证书者，概行删去。若要登载尊名，须向本馆注册给证，方可照例登载。即请注意为荷”。[30]如长房民国16年度通书所录的“传授普通门人”共30人，其中福建14人，台湾13人，浙江绍兴2人，南洋1人。长房民国17年度通书所录门人新增19人(亦列入民国16年度的30人)，其中台湾新增7人。民国27年度厦门长房来孙洪煮鹍的参校门人累计达198人(包括民国17年度泉州长房通书中的49人)，其中台湾属泉厦长房门下的达57人，福建各地占一半多，浙江有近20位，广东、上海、江苏、江西、南洋等地亦零星。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继成堂的参校门人及其弟子在东南各省及东南亚等地自立了许多门户，影响甚为深远。
在福建各县的民间书摊上，至今常能看到印有洪潮和通书字样的小册子，大抵属洪氏派下的各类参校门人所作。如今分别在浙江苍南和福建闽东福鼎设星华堂的董珍辉，自称是“洪潮和亲传洪观清门人白益三、赵遇卿同授”，属“洪潮和长房派”(洪观清系洪应奎的门人)。其所编的年度通书——《阴阳日表趋避通书》，在闽东及浙南一带具有一定的销售量。该通书的基础内容，基本袭自早期的继成堂通书。[31]乾嘉以降，大批泉州人移居台湾，泉台交流密切，来继成堂祖馆参学的台湾人氏自然也较多。日据时期，日本当局为了使台湾文化“脱中国化”，曾禁止大陆的各类通书入台。然而在继成堂祖馆(包括长房和三房)及各门人分馆的推动下，单是祖馆通书在台发行量就相当大，据说最全盛期可达十万册，而祖馆也一直有“专售台湾”的版本。[32]各分馆自行编著的发售量更为可观。据黄一农考察，当今台湾出版的通书有三分之二源自继成堂各房派。[33]洪氏前辈也多次到台湾传授历法。台湾富有民族情感的汉人，更是将通书当作是维护传统汉文化的利器，如鹿港诗人林朝松在民国初年写的咏《旧日历》诗中，就有“留与子孙知汉腊”之句。汉腊，指的主要是洪潮和通书。[34]此外，一些源于继成堂的台湾选择家更是常登报作广告以招揽门徒或授书。如《台湾日日新报》日本历大正十三年(1924)九月十日号载：“艋舺益庆堂之择日，夙有声誉。其家学渊源，则自施可斯氏递授至其曾孙施定川氏。定川更潜心研究，又躬造泉州洪潮和派下应登之处，执弟子礼。近已返梓，在龙山寺町重整旧业。艋舺近来青年有志留学于内地渐多，故如日家亦受其刺戟，不肯以故固自步也。”[35]施定川名字就列入民国16年、17年度泉州长房通书的“传授普通门人”名单之中。可以说，清以来闽台基层民众通过继成堂的门人及通书，既接受一些常识性的风水知识，亦加深了对风水观念的理解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