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明清以来民间社会崇信风水之风日炽，与通书的普及不无关系。
二
笔者尝试以在东南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泉州继成堂洪潮和通书(已有二百余年历史，被称为择日南派)为例，以期管窥通书的流传与近世风水信仰民俗化的密切关系。
清代以降，“术数之家，更相推衍，吉凶祸福，不无矛盾。而一二克择者流，又泥无稽之神煞，愚庸众之听闻，宜忌混淆，是非倒置。星学之道，愈晦而不彰矣”，故乾隆年间官方“采西洋新法，著《协纪辨方》暨《数理精蕴》诸编，集古今之大成”，[13]试图破尽世俗术家选择附会不经拘忌鲜当之说，使阅览者咸得晓然于趋吉避凶之道。虽然《钦定协纪辨方书》等皇历一直为后世选择堪舆家奉为圭臬，“然其书颁行虽久，或则闻之而弗及见，或则习焉而不能察，无怪乎克择之家，互相抵牾，迄无定论也”，[14]因此，福建民间各种通书其实大行其道。洪氏的继成堂通书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家。
关于洪潮和其人其书，同治《重纂福建通志》载：“洪潮和，字符池，精通星学，著通书，滨海数十郡及外洋无不购之。子彬海，能习父业。”[15]洪氏姻亲吴焕彩《<继成堂趋避通书>序》则称：“元池洪先生，世以堪舆克择著名。购书京师，考订粤南，乙卯(按：乾隆六十年)下廉温陵，与余时相考证。观其所造通书，原原本本，一遵《协纪辨方》、《数理精蕴》，与宪书无不吻合。洵趋避之津梁，而吉凶之著鉴也。”[16]吴氏之序作于嘉庆丙辰年(1796)端午月，故洪氏很可能是在同年开始编撰《趋避通书》的，随后在泉州发行。[17]
从现存的洪氏通书记载来看，嘉庆至道光年间，长房洪彬海(学海)和二房洪彬成、三房洪彬淮都继承父业，主要在泉州集贤铺海清亭开张继成堂择日馆，选造日用通书。据笔者访谈所知，二房曾回同安祖家置业，其后裔亦有回泉城择日为生者，但并未成气候。泉州继成堂基本是由长房(洪潮和——洪彬海——洪正中——洪堂麟——洪应奎——洪翥鹍、洪再畴、洪焜耀、洪鹍腾、洪翥罴、洪翥鸑、洪翥鹤)和三房(洪潮和——洪彬淮——洪正信——洪堂燕——洪銮声——洪永言——洪集熙)主持。民国年间，长房和三房因利益关系发生矛盾，[18]洪应奎及其数子在民国15年后就迁至泉州金鱼巷开业。洪应奎之长子洪翥鹍后来又迁至厦门中山公园西路钟楼边嘉禾药房内开业。在民国38年前，长房和三房皆声称代表洪潮和继成堂择日正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择日业被视作“封建迷信”，泉州洪氏长房及三房后裔基本荒芜了祖传术业，亦很少以此谋生。今泉州城内继承洪氏长房通书业较有名者，则是洪氏来孙洪英林所授生李丰成(宁德人)，编有《李丰成大通书》刊行于市，并已自觉地借助科技手段来推销自己的“文化产业”(如通过电子网络)。[19]
自继成堂择日馆开张后，其发售的通书、春牛图在福建民间社会的影响日渐扩大，以致发行不久就有窥利盗版者。如笔者所见民国初年度三房继成堂通书残本，[20]就录有一则道光七年(1827)六月晋江县发布的示禁文，谓“嘉庆十年十一年间，被刻匠施雕串漳州城内聚文楼等书店假冒翻刻……混造发往各处散卖，累害不休”，至道光六年(1826)，又“萌故智，串谋漳州城内文林号书店翻刻通书。其书皮及每帙中线刊列刻‘继成堂洪潮和长□□□□造’假冒字号，发往台湾各处销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洪氏通书在泉州、漳州、台湾都有较强势的市场需求。民国4年12月，晋江县知事应长房洪应奎之要求示谕民众，谓洪应奎所造历书与奉颁官历推算相符，“流传至今二百余年，所有推造民间日用历书分秒必究，未尝丝毫坊舛错”，而民间其它通书有关民国乙卯年月建推算有误，要“各界各宜慎用，切勿误会”。[21]洪应奎亦自称：“本馆历来推算月份节气未尝舛错，政府在案与保护之告示盈箱满箧。因限于篇幅，不及备载，兹检出乙卯年十二月告示列于卷首，俾知本馆历书是有根据之著作物也。”[22]民国15年，晋江县知事也应三房洪銮声、洪永言之请出布告，称三房发行的通书及春牛图推算与宪书吻合，倘有“奸徒无耻假冒翻印鱼目混珠希图渔利”，定当严究不贷。[23]这些足见洪氏各房通书获得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认可，具有较大的权威性。而在洪潮和祖籍地同安，至今老百姓甚至还将洪氏通书当成是避邪去煞的圣物。如马巷洪厝及临近乡村建厝举行上梁、点梁、安屋仪式时，必备之物包括通书一本。[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