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择日术的发展，至迟在元代，以“通书”为名的选择术书籍已广为印售，基本可分为“理论型”和“实用型”两大类，前者总结和阐发堪舆、选择的理论知识，较为高深，非一般百姓所能懂，时效性较长；后者具体说明各年度从事各事项的时日吉凶，较为浅显，故流传也最广，时效一般只有一年。实用型通书的编造，一般要以理论型通书为基础。[6]乾嘉以降，由于编纂通书不再有违法之虞，许多选择家更是纷纷树帜出版以己名或堂号为标志的实用型通书。事实上，通书与皇历并无本质性的区别，“通书”基本是“发明皇历之隐微”，只是形式上更加的民间化和通俗化罢了，所谓“皇历，经也；通书，传也。传以疏经，非任意妄作，徒新耳目也”是也。[7]当然，因时代的变迁和语境的转换，无论是皇历还是民间通书，在术语和用法上都跟《日书》有所差异，却基本继承了出土《日书》的“驱避宜忌”事项。可以说，“通书”只是先秦“日书”传统的近世变体罢。
同古代《日书》相比较，近世以来的皇历及民间通书都收入了更多的风水宜忌内容。清朝皇历《钦定协纪辨方书》属理论型的历书，乃针对民间通书的“讹袭谬见”修订的，就相当重视风水术的利用。如卷三十三《利用一》，就录有“选择要论”、“杨筠松造命歌”、“疑龙经”、“论造葬”、“论补龙”、“论扶山”、“论立向”“论相主”、“论开山立向与修山修向不同”、“论修方”、“论修方兼册向及中宫”、“论用盘针”、“罗经图”、“定方隅法”等条目。至于民间流行的各类实用型通书，为了适应识字不多的基层民众需要，更是将跟选择相关的风水知识写得较为通俗易懂。因此，实用型通书其实是基层民众获取风水常识的重要平台。由于年度实用型通书发行量甚大，且基础内容变异不大，对于民间社会崇信风水的风气，自然多具推波助澜之功效。在风水术走向民俗化的历程中，我们无疑不能忽视通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秦汉以降一直有北方汉民迁徙进入闽中，北方的选择宜忌传统自然也跟着传入。特别是在宋元之后，择日作为蔚为贵盛的风水理气派的组成部分之一，也获得了有效发展的市场空间，明清尤盛。例如，宋元时福建建阳一直是中国的刻书中心之一，其书肆历史之长，刻书数量之多，可谓独冠全国。入明以后，随着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建阳刻书业也呈兴隆之势。建阳各书肆堂号曾刊刻了大量的选择书籍，如
《新编历法大旨阴阳理气大成通书》(余泗泉萃庆堂万历二十九年刻)、
《新刊理气详辨纂要三台便览通书正宗》(余象斗双峰堂万历年间刻)、
《五刻理气纂要详辨三台便览通书正宗》(余仰止崇祯十年刻)、
《新刊玉函全奇五气朝元斗首合节三台通书正宗》(余仰止崇祯十年刻)、
《新镌皇明司台历法立福通书》(明熊秉宸种德堂刻)、
《钦天监明传秘指日用通书》(明叶贵山近山堂刻)、
《新锲全补发微历正通书大全乾集》(陈国旺积善堂崇祯年间刻)。[8]
由于地利的关系，明嘉靖年间建阳县儒学尊经阁所藏四百多部藏书中，与选择术相关的就有《魁本百中经》、《关煞百中经》、《万年一览》、《大百中经》、《台司妙纂》、《通书大全》、《历府通书》、《克择便览》等，[9]足见择日也深受当时“官学”的重视。
而入清以来，连城四堡书坊刻书业亦得到快速发展，曾刊刻了不少东南地区市场需求量较大的择日用书。如马屋一带曾大量刊刻《永宁通书》、《永吉通书》、《协记通书》等，大批营销商将这些通书销往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四川、山东、云南等地。[10]这种情况亦可从清雍正元年(1723)科臣黑硕色的奏请申禁事见出端倪：“江南、浙、闽等省民间所用历日，多系无印私历及通书等。今薄海内外莫不遵奉正朔，岂宜令私历公行，请将各省私历徧行严禁，令布政司将用印官历交与贸易人发卖，则民间俱有官历看，通书、私历自废。”[11]《温陵脞牍》也提到清代泉州择日之风盛：“凡建筑、婚丧、修舍、醮神、作醮、拜忏，均命克择家择日，初生小儿剃发亦必择日行之。”[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