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序者是否洋人，不得而知。若所言不虚，当叹中国传统文化鬼斧般地化夷之功了。而祝氏筑草堂非为隐也，而是欲借增补通书以尊圣训，以通民情。这乃要让通书“奉正朔”，以补皇历之微。由祝氏之事亦略知，当时闽北及浙西(如浦城、江山)，竖造或安葬的吉课，是何等的盛行了。姑不论赫巴是否真有其人，在祝氏族谱编撰者的潜意识里，通书无疑是种“国粹”，学通书者亦是“国粹哲学士”，足以教化异域的夷狄了。
大体来说，清代以降闽中民间各地流行的各类实用型年度通书，基本是以《钦定协纪辨方书》为标准，以《象吉》、《宪书》、《鳌头》、《崇正辩谬》、《选择求真》、《催福》等坊间常见的理论型历书为参用，再结合本地和邻省赣粤的一些地方惯例编撰而成的。在涉及堪舆方面，各类通书的内容同洪氏通书大同小异，无非是一些竖造要论、修整要论、安葬要论、修理坟茔、入宅归火、修作厨灶(安葬方位)等。诚如宗睦堂通书所强调的：“盖知发福由于地脉，催福出自良期。然地理其明速，而选择及精考尤为验速也。”[61]各类民间通书的流行，无疑有效地推动了基层民众对竖造、安葬活动宜忌事项的了解，使得风水信仰更进一步渗透入民间社会文化生活当中。
六
总的说来，自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原属“私学”的儒家被张扬成“官学”(宋明以来的官办地方教育机构亦称“儒学”)，成为历朝政府用以教化地方“生民”的意识形态工具。而被列入“子部”的数术方技如选择、阴阳等，却以相对谦和、平静的方式，一直是“官学”(官方)与“私学”(民间)共享的文化资源。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讲，先秦以来以数术方技之学为主的知识传统的长期延续，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传统中国所谓的“国家”与“社会”一直呈现并维系着一体化的局面，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分离或对立。如果强说儒家文化属于“大传统”(正统)，而数术方技属于“小传统”(非正统)的话，那么这种“小传统”却是官民共同继承的古老传统。从“奉正朔”的皇历到“民间所用”的通书之发展，毋宁说反映官方与民间在文化传统上更为强烈的连结，官民共信的风水习俗无疑是这种文化整合过程中的重要象征资源。
毋庸置疑，与皇历相比，通书更代表着民间社会实用文化的一种权威解释文本，对民间社会“事生事死”的文化消费活动有着较强势的范导作用。这种文本反复强调了某种潜藏的、隐蔽的超自然力量，或危险力量(主要是时间神煞)对人之日常生活的禁拘与限制，其所构设的风水竖造或安葬活动，其实是种积极维护时空禁忌(通书文本所构设的时空向量关系是：时间禁忌→空间禁忌，时间选择→空间选择)的文化活动，从而使人能避免某种超自然力量或危险力量所带来的灾祸或苦难。而实用型年度通书的流通量，及其基础内容的重复程度，是时空禁忌主题——随之而来的是风水吉凶主题，获得展示的重要数量指针之一。
大体来说，明清以来以洪潮和通书为代表的民间通书系列，将选择术同风水术更为系统的结合起来，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风水术在民间社会的民俗化进程。在各种文化及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如风水符咒、与风水相关的请祭祝仪式)，风水观念也将会不断地深入地方文化网络之中，从而展现为民间大众化的文化行为。此外，“以便俗用”的风水趋避之术，似乎也跟着这通俗化的通书，参与对“奉正朔”的正统权威的潜在解构(如官方对丧葬社会成本付出的忧虑)，甚至也相应带来特定时空(如社区)中社会秩序的局部解构(如停柩、房分之争)。
这种有些神秘的实用文化的一“通”而“俗”，是生民之小幸，抑或大不幸耶？借用《法华经》中佛陀的话头：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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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作者博士论文《事生事死——风水与福建社会文化变迁》（厦门大学2002年6月）第3章《神圣帷幕——走向民俗化和仪式化的风水信仰 》第1节，由于体例的原因，发表时略作改动，未加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