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独立或司法独立的核心和根基是法官独立。而法官独立则必须建立在法官个人良好的思想品质、道德操守和法律专业训练的基础上。我国古代思想家深刻论述了执法者的素质对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极端重要性。王安石说：“理天下之财者法也，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莫理。”[9]白居易说：“虽有贞观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10]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始终没有重视建立法官职业制度，除了长期不重视法治、法学教育薄弱、司法机关任务单一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始终把法官、检察官作为“政法干部”，强调政治思想素质但忽视了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性素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加强了法制建设，法官队伍从1978 年不足7 万人增加到现在的30 万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学习和培训。加上对法官的任职资格没有严格的要求，因而即使在加强法制建设过程中，国家对建立法官职业制度也未引起必要的重视。1994 年制定法官法时，草案中规定担任法官和法院院长、庭长须具备法律大专以上学历，审议中，却引起较大的争议。结果该法规定担任法官须具备大专学历，而对院长、庭长却没有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建立法官职业制度的漠视。虽然经过法院系统多年的努力，法院人员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由原来的9 %提升到70 %以上，法官队伍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达到80 %以上。但是，且不说大专学历是否足以胜任司法工作，仅还有20 %左右的法官未受到法律专业训练，就足以使国外法官感到难以理解。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法官来源广泛，什么人都能当法官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许多未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人，仍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进入法院，虽然其中一些人经过培训和自己的努力能胜任目前的工作，但长远看，不根本改变法官人事制度，司法工作是难以适应法治要求的。
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是不争的事实。象山西省某县法院原副院长姚晓红这样品质恶劣，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极低的“三盲院长”（文盲、法盲、流氓） ，居然做到了法院副院长，不能不是对法官队伍素质的莫大讽刺。客观地说，当前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中哪一支队伍整体素质高？ 公安、海关、工商、税务、银行、医务甚至教师队伍中，哪一支队伍社会评价高或没有类似姚晓红这样的败类？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目前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队伍的整体素质状况是与整个国民素质不高的状况大体适应的。全社会之所以对法官素质提出更多更严厉的批评，原因只在于法院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不公严重存在将最终导致公正理念的崩溃，导致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怀疑和对法治信念的丧失，因而对法院的期待值更高，要求更严。因此，大力提高法官队伍素质，本身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但是问题在于，在现有体制下提高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决不是短期可以达到的。例如，全国法院每年吸收法律本科大学生不过几千人，即使法院想方设法提高待遇，更新观念广纳人才，努力达到每年吸收一万人，对现有30 万人的队伍更新换代也需三十年。可见提高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之难。解决的办法只能是依靠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以建立法官职业制度为中心，对法官管理体制作“大手术”。
（一） 实行法官“精英”[11]政策，大幅度精简法官编制。
目前法院队伍中，被称为“法官”有的17 万人。这样一支在任何国家的法官听来无疑是天文数字的庞大队伍，要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整体素质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设想，我们所说的“法官”只包括目前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即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和少数资深法官，则法官队伍素质立即就会有很大的提升。目前法院系统之所以需要这样庞大的队伍，客观上是由于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和审判体制中环节过多和效率不高的客观需要（我国法官人均审理案件远远低于大多数国家法官的人均审理数量） ，但相当一部分人不胜任法官工作也是事实。有人估计，现有法官三分之一属优秀，三分之一基本胜任，三分之一则完全不胜任。这个估计大体符合实际。如果下决心大幅度精减法官编制，只保留现有法官人数的三分之一，即5 万至6万人，同时把法院管理体制改革的其他措施，包括法官任免权上收，合议庭和独任法官独立审判等结合起来，相信是能适应审理案件需要的。对精减后未被任命为法官但又基本胜任审判工作的，可以作为法官助理，对法官负责，协助法官办理核实证据、准备法律文书、查阅有关法律资料等法律事务。在现阶段这部分人仍是审判工作宝贵的人力资源，同时这样改革不致引起法院队伍的动荡。大幅度精减法官编制的意义在于，一是保证担任法官的确属“精英”型人才；二是有利于法官培训教育，三是有利于吸收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