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四大转变”开始起步的关键时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疾风暴雨般思想交锋中走来。因其思想交锋激烈，愈显出“选择”与“推进”的艰难与胆识、勇气。十六大报告高度评价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经济的选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高度评价了历经10年努力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任何关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都清楚这些成就意味着什么。在通往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我们已经有了更为实在、更加坚实的体制保证。中华民族将会、一定会以更加矫健的步伐走向崛起、走向复兴。
但是，更为切实、更为严峻的事实是：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窃取了，社会资源被少数人垄断了，大多数人承受了改革的阵痛却没有分享到应有的利益。——这样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强盛与人民何益？这些严峻的事实，击破了人民群众当初对改革所寄予期望，改变了改革发展的性质，使本身就负重前行的改革发展受到更加严厉的质疑和责难。面对过去，我们的选择究竟是对是错？面对现实，我们的形势究竟是好是坏？面对未来，我们的前景究竟是明是暗？这些影响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问题，在日新月异变化莫测的现实里更加难以回答，使其思想的天空风云滚滚，各执一词的观点、认识、看法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电闪雷鸣。处在激荡中的人们，怎不“晕旋”？怎不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面对如今极力诋毁和谴责选择发展市场经济的言论，我们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充足的底气予以驳斥，因为正是这一选择带来了、积累了如此众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我们更没有理由把这些诋毁改革成就、夸大社会问题的言论统统纳入持不同政见的言论加以封杀。事实上，绝大多数忧愤之深的人正是基于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切之爱。在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这个大目标上，彼此是一致的，其纷争和冲突主要是对路径和政策、举措的选择上。十六大报告强调“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没有思想交锋，何以创新理论。没有思想交锋，何以使创新的理论更加成熟。我想，为什么改革发展处在重大转变时刻，中央提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不就是因为改革发展进入“没有石子可摸”的深水区吗？未来的每一个实践，都是背水一战，不能失败、只能胜利，这就需要有经得起砥砺的理论，才能做出科学的、周全的决策。
当然，让思想的园地白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仅仅是前提，不是目的。目的是使改革发展走上坦途。因此，通过“齐放”和“争鸣”，找出制造矛盾、破坏改革、阻碍发展的症结所在，解答改革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问题究竟有多严重，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为什么要“四个转变”，科学发展观的针对性和重大意义究竟是什么。
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由于体制落后束缚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引起的。因而改革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虽然落后但有强大的体制基础做支撑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冲突的惨烈程度可想而知。而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改革的全过程所进行的利益调整是否与改革的初衷——既历史的必然要求相吻合。如果改革是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替代旧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使少数权势群体、强势群体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成为社会新贵，就必然渐渐失去民心，失去社会基础，失去改革的原义，那么，这样的改革离夭折就不远了。故而中国有句成语：“祸起萧墙”。
今天，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什么呢？——可用两句话四个字来概括：“发展”，“公正”。
放眼世界，“革命与战争”的主题早已渐行渐远，“和平与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强劲。仅在过去的100年里，人类所创造的生产力是以往历史的总和（江泽民语），表明世界已经以几何递增的速度在发展。我们已经错失了一次历史性的产业革命和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国家已经与发达国家相比又落后了近100年。这在“和平与发展”的天空日渐明朗的今天，落后就是危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里，国际间的交往决不会因为50多年前我们连钉子还叫“洋钉”、火柴还叫“洋火”而降低交易标准，我们不得不饱尝实力不对等交往的苦果；而文化思想素质整体提高的中国人，也难以认同经过了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生产力依然与发达国家落后将近100年是合理的。说什么“300多年历史的市场经济与不到100年历史的计划经济孰优孰劣没有可比性”，只能愚弄自己、安慰自己。不错，计划经济是马克思的原创。但马克思所设计的计划经济其前提条件是已经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尊重历史前提。我们有这样的历史前提吗？没有。20多的计划经济实践表明，没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难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即使建成了，这样的社会主义也是先天不足、后天孱弱的，不堪重击。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使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得以巩固。既然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巩固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而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市场经济已经非常成熟，已经显示了它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创造力（见《共产党宣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探索一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呢？“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选择，这为中国探索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历史机遇。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集体，怀着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冒人们曾经耳熟能详、“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风险，毅然担起了探索、改革、发展的重任。25年来，从“摸着石子过河”、选择市场经济到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谓一路跌跌撞撞。此起彼伏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我们走过来了，中国创造了连续10多年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世界奇迹。到2003年，中国人口与改革之初相比，增加了3亿，却实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历史性突破。这些成就的取得当然与改革有关，与选择发展市场经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