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对“三纲五常”的神化，不仅使它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核心，而且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立法司法的根本指导原则。也就是说，维护“三纲五常”，便是封建法制的根本目的；符合“三纲五常”的言论行动便是“合理”、“合法”，违背“三纲五常”便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罪名要以“三纲五常”为准则，施加刑罚也以触犯“三纲五常”的程度为轻重等等。
怎样维持“天子”的至尊地位？怎样贯彻“三纲五常”原则？其中还有一个统治的问题。董仲舒吸取秦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继承孔、孟重德轻刑的思想，提出了德刑相辅、大德小刑的统治方法，并给予神学的解释。
他说：“对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发夏，以罚副凉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面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据引认为，对于维护封建统治来说，德、礼与法、刑都是必要的，不能缺少的。但德是主体，刑是辅助：“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而“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以不相顺”，他认识到道德教化和法律强制的“事异而同功”、“其用一也”，即在不同的领域里都起着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但是，二者的关系为“本”、“末”的关系，而德化是刑狱的根本，因而必须特别重视德化。
董仲舒“德”的具体，不外是孔、孟提出的省刑罚，薄税敛、去酷吏、兴教化等主张，但在西汉各种矛盾逐渐激化的时期，他的目的在于限制豪强兼并、削弱诸候王势力和全面恢复儒家礼教以缓和阶级矛盾，加强中央集权。所谓：“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它与汉初黄老学派所讲求的不干涉、少干涉主义是迥然不同的。
德刑兼施，任德而不任刑，是西汉的统治阶级前代的统治经验、尤其是吸取了秦亡的深刻教训之后得出的结论。董仲舒肯定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断的正确的同时指出，在汉朝初建之时，就应该坚决革除秦代“法治”之弊，改变统治方策，实行“更化”。所谓：“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这里所指，正是要求用新儒学的德治和礼教取代汉初黄老的“无为”、与贾谊的主张是一致的。他认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从“奉天”的一方面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从“法古”的方面看：“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可见，他是以奉天法古作为“德主刑辅”的理论根据的。
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性三品”的人性论等论述德刑关系，是董仲舒在理论上的创造和特点。
他把封建统治的“大德小刑”原则说成是天意的体现，是房屋持久的最高准则，他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即将人类社会的德、刑与先天的“阴阳之道”机械地比附，然后以之为前提作出论证。比如：他主张德刑兼施，便将它说成是四季运行的要求。所谓“夏主生”，生就表现为德；“冬主杀”，杀就是刑；“冬不可废”，因而刑也不可缺少；“夏不代冬”，因而德也不能代替刑。德、刑二者，缺一不可。“王者法天”，因此君主就应牢牢掌握这两种方法进行统治：“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
他主张任德不任刑，便以“天”“任阳不任阴”来论证：“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生而阴气杀”，“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