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关于政府投资产生的发明归属权的处理一直存在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的是“权利政策”；另一派则主张“许可政策”。“权利政策”主张政府资助完成的研究所产生的专利权一律归政府。“许可政策”主张政府除公共卫生或安全领域外，不应对政府投资产生的发明拥有全部权利，而应让承包商保留独占权。美国国会出于“尽焓迪址⒚魃桃祷钡哪康模诒缏壑凶钪詹赡闪恕靶砜烧摺薄?br>
1.美国“权利政策”的归属模式评析
1.1关于外部性现象的解释所谓外部性现象可以通俗地解释为这样一些现象：即一些资源使用者在其决策中，并没有对有些成本和收益加以考虑，或者说无法加以考虑，因为这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事实上，对于一个财富创造者来说，他在为自己财富的形成支付成本(如创造性劳动，资金投入等)的同时理应享受财富给他带来的利益。而在财富创造者对其财富拥有权利不明晰的情况下，这种由创造劳动而产生的“受益效应”就会转向与创造活动无关的人们(即转化成一种外部性)，即他人可以不付费地随意使用创造者的财富而受益，而在这种情况下，创造者想要了解谁用了他的创造果实，应要求他支付多少费用几乎是难以做到的事。从使用他人创造成果的决策者来看，他在使用该项资源过程中除了产生“受益效应”外，也会产生“受损效应”，如他应为资源使用支付成本，然而在产权归属不明确的情况下(如吃大锅饭的年代里)，他可以不付费，从而将这种“受损效应”转向了与这项财富使用无关的人，如财富创造者，他不能如期获得其创造的财富在他人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却要承担着创造财富的义务，于是“受损效应”也转化成一种外部性。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这种外部性问题的出现将导致人们利用资源有效程度的下降。
1.2“权利政策”归属模式的弊病按照现代产权理论解释，由于“权利政策”所主张的权利归属模式是一种具有“国有产权”结构特征的模式，因此它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在权利政策所主张的国有产权结构下，发明权一律归国家，因此一切发明资源使用的安排都是由国家作出的，由于不允许自由谈判，因此这就会导致一部分人承担“智力成果”研制义务，而另一部分人享受权利的外部性问题。这在客观上，会导致这类产权结构对人们有效利用“发明资源”的激励效应下降。
首先，我们来看那些由国家选择指定享受“权利”的政府发明资源经营者，就是实际的发明使用方。由于他们并未对发明的使用支付任何成本(未参与创造活动，也不必向创造者支付费用)，因此在客观上不存在一种“成本回收”动机，而这恰恰是从事发明商业活动所必须具备的“经济动力”；第二，他们所有的损益边界事实上由国家事先给定了。比如，他们只有使用权，一般没有许可权，因此也就没有因许可权实施导致的收益享有权，这就意味着，无论他们作任何努力，其收益空间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国家一般对这类企业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是给予保证的(至少中国是这样的)。因此将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就是这些“权利”享有者其实施发明商业化的努力程度几乎与其收益不存在一种约束关系。所以他们几乎很难像私有产权所有者那样，由于其收益与成本全部向其集中，而会自觉地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价值最大化方式来作出使用资源的安排”。
其次，作为发明成果的研制方，如美国政府项目的承包商，由于他们不拥有对其发明成果的财产权，因此他们对其发明的商业化活动几乎不感兴趣。而事实上，发明资源在全社会的流动过程中，他们作为产权交易一方时，其所扮演的角色正如我们在私有产权所有者身上看到的那样重要。由于成果方“受益效应”的外部性(他们创造发明，别人享受利益)，最终还会导致其对“发明创造”活动的努力程度下降，从而使发明资源在整体上获得减少。
最后，作为权利支配者的国家，一方面不可能完全依靠其行政手段有效配置、合理安排发明资源，因为这种资源的最佳流动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市场交易活动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国家并不是一个经济实体，因此很难完全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资源的安排，而往往会更多地从政治利益等一些非经济因素角度进行决策，比如选择其权利代理人可能更多地考虑他的政治上的可信赖性，而可能忽略那些经济上具有潜在实力的企业等，由此使其决策偏离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