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的中国形象
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文化体制不同，多元化始终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使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思想界也存在着为数不多但截然相反的观点。贝克莱认为孔子的思想只不过是些简单化的教条，笛福抨击了这个"竟敢声称可以自给自足，而把勇敢的英国商人视为不受欢迎的蛮夷"的中华民族，耶稣会士富凯批评了他的同事撰写的颂扬中国的文章，孟德斯鸠始终反对当时欧洲的亲中国浪潮，并说"我从来都说中国人不象《耶稣会士书简集》里所说的那样诚实"。（13）伴随着中国国势的逐渐衰颓和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逐渐征服，这类观点在整个西方世界变得越来越有影响。以男人蓄辫、女人缠足和残酷的刑罚为特征的近代中国（这也是早期的好莱坞电影中描绘中国时反复出现的意象），在世界上的总体形象，就是老弱、保守、愚昧、落后，以至出现了"支那"这样一个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词汇作称呼中国，在日本便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荷兰字典《标准范罗德字典》在解释"支那"时这样写道："支那，即愚蠢的中国人，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西方其它字典对"支那"一词的解释也大同小异（14）。
如果说，由于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和往来的不便，使西方对中国的记载稀少和含混外，那么，由于近代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和中西之间往来的日益频繁，以及作为学术体制化的国际汉学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东亚大陆的中国变得不再遥远，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也变得逐渐清晰。大致说来，这个时期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丑陋和负面的。
这个时期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中最突出是专制和停滞。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他又写道："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那里笼罩着不安全与恐怖。它的统治只有靠大棒才能维持"，还要依靠因袭旧套，"礼是老百姓服从安静"（15）。黑格尔在1822年写道：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的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16）
西方人敏锐地观察到，专制和停滞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许多方面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875年7月6日的《纽约时报》在题为《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中写道：
在大清国，士，或称知识分子，……他们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清国男人们的心智的发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时代的水平。……知识的缺陷使他们难以理解近年来侵入他们领土的那些外国人，洋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不可思议的。（17）
这其实也就是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uthur H Smith）撰写的《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论述中国人国民性格中的心智混乱、麻木不仁、因循守旧等。明恩浦曾在中国乡村生活长达20年，直接的经验观察、诚实和客观的态度，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使此书成为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国国民性格的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该书在赞扬中国人节俭、勤劳等优点同时，也论述了中国人许多民族弱点，包括缺乏公共精神、同情心的缺乏、漠视时间、言而无信等。此书不仅影响了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中国观，甚至对中国的现代国民性反思思潮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一些观点今天已经不仅是西方，而且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普遍接受的观点。
赛珍珠小说以及改编成的电影《大地》、《中国的天空》、《龙种》等小说中，中国是一个贫穷闭塞、愚昧落后、盗匪猖獗、充满灾荒与战乱的国家，中国人都是坚忍不拔、勤劳憨厚的农民，这其实正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真实写照。马文·马特力克（Marvin Mudrick）在论述中国古典小说时，认为谋杀、自杀、处决和严刑逼供几乎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家常便饭，慨叹"中国酷刑"之可怕，斥责中国将领乱军中竟然舍太太逃命而毫无忏悔意识，缺乏高贵情操，男女之间眉来眼去不是做成浪漫史的材料，而是祸水的根源（18），这些都是中肯而发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