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场战争却显示出西方古典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持续至今的特征，那就是对外战争与市场原则为核心的商业经济互为因果，保持一致。反观中国，尽管西汉时期商业经济占据社会重要地位，甚至有人认为西汉初期，统一的中国第一次面临历史的十字路口，但为应付匈奴的长期战争，中央政府为有效调动中原农耕区域的一切人力、物力，实行了一系列大规模摧毁以市场原则为主导的商业势力的政策，并配合以相应的蔑视商业社会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对匈奴的百年战争中，从镇压代表商业势力的“吴楚七国叛乱”到汉武帝时期的“平准”、“均输”、“算缗令”、“告缗令”及“盐铁专营”，再辅之以儒家意识形态，强大的商业势力在政府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全方位扫荡下枝落叶败，一蹶不振。这和古希腊社会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对外战争与市场原则为核心的商业经济严重对立，而与原始的指令性原则为核心的“古典式”计划经济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可以初步认为：西汉时期因匈奴战争而被迫采取的铲除商业势力的做法，加强了指令性原则对于统一后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干预，是对古老却并不凝固的指令性社会结构的第一次“淬火”。西方一位学者曾极有见地的指出：西方文明近四百年来之所以远远超越东方文明，就在于市场原则最终突破了指令性社会结构并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宰。中国现代化滞后的关键不在于历史上不曾有过市场经济，而在于市场原则始终没有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于后者之上。反思历史，当发现一种曾使我们辉煌无比的社会管理原则、一个曾使我们赢得历史上那场最伟大的战争胜利的社会整合之法宝，在近代魔术般地变成了衰败的根源。
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认为，先秦儒家提倡的“仁”涵盖孔、孟、荀三家，其中无太多的分歧，但把他们对战争暴力的基本态度进行比较后会发现，孔子（Confucius）的“仁”同孟子、荀子的“仁”有着极大的分歧甚至对立，孔子仅仅把战争暴力的合理性定位、局限于“礼制”，并不主张突破现实政治规范而进入属于理想境界的道德领域。在属于理想境界的“仁”的范围内，孔子反对一切战争与暴力现象。简言之，孔子在现实世界积极主张为“礼”而战，在“仁”的理想境界排斥一切暴力现象。孟子和荀子则不然，主张战争暴力不仅要为现实的“仁政”服务，而且还要进一步为实现理想境界服务。他们提出了“仁义之师”的思想，实际上突破了现实政治的范围，将战争暴力的功能扩展至孔子一直拒绝其进入的道理理想境界。这样，通过战争与文化研究，我们认识到孔子的“仁”并不接纳暴力，而孟、荀的“仁”却包含着暴力。所以，先秦儒家对“仁”的理解、以及道德理想与战争暴力之间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有学者论及法国革命的影响时认为；“法兰西革命已进入中国文化的血液。”并认为现代中国革命根本上是由法国大革命带动起来的。我对“五四运动”后中国摒弃西方种种现代化学说，偏偏选择了马克思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学说曾感困惑，而对历来的解释又不敢苟同，通过战争与文化研究发现，将接受主义美学某些原理稍作改造，便可作出令人较为满意的解释。接受主义美学认为：“文本”的意义是接受者赋予的，接受者知识结构的差异产生一种接受定势，这一定势将决定接受者只接受文本一种意义而排斥其它意义。马克思要求穷人以暴力推翻残酷压榨他们的统治者，正如毛泽东所简炼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而传统儒家思想中，孟子曾大声疾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荀子亦主张用战争来“禁暴除乱”。可以说孟子、荀子的道理也有千条万句，归根结底也是一句话：统治者残酷压迫穷人，穷人造反有理，加上历史上数不清的造反实践，我们的传统决定了我们对西方的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情有独钟，我们千年文化结构中的暴力倾向早已决定了我们必然选择暴力革命，而排斥其它一切变革社会的途径。所以，与其说中国现代暴力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渗透到中国文化血液的结果，不如说是中国文化中古老的暴力革命传统因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而被重新激活，并以“现代版”再次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