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发现阿迦门农（Agamemnen ）的联军在特罗伊（Troy）城外海滩登陆后，把船只拖上陆地，构成几道连环防御工事。这表明当时的航海民族不仅把船只当作海上运输工具，也把它当作军事防御设施，从而提供了远古地中海军事艺术和军事技术的宝贵信息。这使人想起西汉霍去病远征匈奴时，用运输工具武刚车在草原上“环接连城”，组成防御工事以对付匈奴骑兵的冲击。这表明各民族的人们在从事军事活动时，都遵循将日常生活条件与军事作战条件尽可能结合的原则，这是人类社会追求效率时的规律，只是不同生活环境表现为各种具体的形式而已。所以“荷马史诗”在军事学、社会学方面的价值与艺术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战争与文化关系的视野里，我们发现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郑氏集团是中国古代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较高的典型事例。历史学一般只是将郑氏集团看成中国古代海商集团的代表，官方眼里是亡命趋利、杀人越货、通则为商、不通则为盗的一群海上亡命之辈，以后明朝式微，被招抚后成为合法之地方豪强。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观之，郑氏集团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经济成份。军事学则将郑氏集团的武装力量看成是中国古代海军的一个部分。战争与文化研究在经过东西方比较后认为：郑氏水师与以前历代水师有着本质的差异，它是中国古代唯一具有地中海文明性质的海军，即西方意义上的海军，因而，郑氏水师是近现代海权意识在古代中国的真正代表。而近现代海权意识在本土自发产生、旋即消失的现像，对于深入理解我们古代社会性质、儒家文明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顺藤摸瓜，我们还会发现，郑氏集团所代表的正在形成的社会，其内部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内容和运作于内陆王朝的传统社会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以“商业军事复合体”为核心结构，后者以“农业军事复合体”为核心结构，又因为在社会整合方向上，前者所代表的市场原则向后者所代表的指令性原则发起强有利的挑战，因而郑氏集团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会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更能代表中国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传统史学概括地认为：中国近代与西方较量失败的原因在于西方在军事上的优势-“船坚炮利”以及制度上的落后。战争与文化研究的结果概括为：近代中西两大文明的较量是“工业军事复合体社会”同古老的“农业军事复合体社会”之间力量悬殊的抗衡。由于“商业军事复合体社会”是“工业军事复合体社会”的前奏，从历史的逻辑出发，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毁灭很可能是中国近代化乃至现代化文明进程的一次令人遗憾的中断，我们民族和我们的文明在17世纪中叶，也许丧失过一次千载难逢的自我更新的历史良机！
也许，这样的机会至少在西汉和北宋时期还曾有过。传统史学中，人们一直把西汉的刘濞看成是一个不光采的主张分裂的地方叛逆者，但战争与文化研究的结果是：刘濞所代表的私营性质的煮盐、铸钱、冶铁工商业和他的“叛军”即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商业军事复合体”，刘濞是经济自由主义、即古代市场经济的代表，削番和反削番的斗争在经济方面是古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社会性质方面是“商业军事复合体”同“农业军事复合体”的对抗；社会整合方向上表现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的冲突。
宋代的工商业已经相当的发达，华北的冶炼业在技术和产量上都相当或超过了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代，中央王朝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市场原则所左右，社会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市场化了，原始的指令性社会结构已处于瓦解的边缘，历史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但是由于偶然的因素元朝的入侵，打破了历史的进程并改变了历史的方向。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唐、宋时期是开放式的，明、清是收敛式的，显然他的直觉已经也已经感受到这点。
把东西方战争对各自文明的影响加以比较，会产生一些很有意义的问题。作为西方文明的婴儿古希腊文明，其狭小的生存空间和海上贸易占重要地位的生存方式形成了特有的社会各方面的互动和协作，商业利润、殖民地开拓、军事征服相互配合，形成这一文明内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价值观念的良性循环，相互支撑，相互扩张。希波战争素来认为是波斯人入侵所致，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从文明性质而论，这场战争是由古希腊文明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引起的，具体地说，希腊城邦向小亚细亚地区的商业扩张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因为商业利润的追求具有无限性，所以商业扩张和殖民扩张也具备了无限的特征，波斯帝国的政治家们明显感到这种扩张的威胁，于是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态，企图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后来主客形势倒转，亚力山大大帝向东方掀起了远征狂潮，这就证明了当初波斯帝国对希腊半岛发动战争是具有远见的。在“丛林原则”主宰的世界里，是不能用道义来评价希波战争的。西方一些史学家极力把这场战争中的希腊人打扮成正义的一方，纯粹出于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