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文化研究也能帮助解释军事领域中的一些现象。自拿破仑以来，法国军事上就一直处于长期弱势。法国地理上东临欧洲内陆、西向大海面对英国的海上挑战，一方面要全力发展陆军，以对付欧洲内陆的普鲁斯、俄国等强大的陆权主义国家；另一方面，18世纪以后，海权优于陆权的情况日益明显，法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这就迫使它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以抗衡英国的海权。这样一来，法国财力和资源捉襟见肘，国防投资上，被迫兼顾陆、海两个方面，结果海陆军均不能达到世界一流程度。而英国、德国和俄国因良好的地理位置，可以倾其国力于海权或陆权，法国则因所处的独特地理，必须同时担负海权和陆权两副担子，这就注定了法国无力成为世界一流军事强国。在东方，中国西临亚洲内陆，承受俄国强大的陆权压力，东向大海面对日本的海上挑战，所处地理位置酷似法国。所以近代以来，中国军事状况与法国相似，因内外战争的需要，既不能放弃传统的陆军建设，又必须发展自己的海军以应付来自海上的威胁，也就说必须同时承担陆权和海权两副重担，加上近代化进步晚，这就注定近代以来中国军事力量难以振作的命运，而在古代，亚洲文明都属农业性质，在陆权主义占军事主导地位的时代，中国可以置漫长海岸线于不顾，因而能发挥自身优势，并常常成为古典世界中的一流军事强国。近代以来，中国的地理条件和法国一样，成为实现一流军事强国的天然缺陷、及先天不足的因素。
三
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一下，战争与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诚然，我们要避免重蹈过去某些历史学家的覆辙，把人类历史仅仅看成一部战争史，但上述分析表明，从观察历史、解释历史而言，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的确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我们视野中出现了新奇的景观。不仅对历史研究而言，即使对当代和未来社会的观察而言，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审视点。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即是一种不错的尝试，尽管其某些结论有待商榷，但他从战争与文化关系的新角度，历史地分析国际关系未来趋势的新尝试，无疑值得肯定。从战争与文化的角度还可发现儒家思想对于当代世界的新价值，例如，孔子主张“礼制”，以及对战争看法，使他成为东西方历史上最早主张对战争暴力进行理性制约、用社会规范来约束战争暴力的思想家。孟子、荀子关于“仁义之师”的论述，使他们成为历史上最早系统地考虑战争与道义的大思想家，孟、荀的战争应该成为道义工具的观点至今尚未过时。尤其孟子，面对当今国际政治复杂之现象和众多理论学派，我们更感其学说慎密、深刻之伟力所在，他不仅在历史上最早提倡人道主义军事干预，同时也是历史上最早提倡对人道主义军事干预进行严格限制的伟大思想家。在战争与文化关系研究领域，通过东西方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感受到儒家文明成熟较早的历史事实。由于当今世界形势以及国际政治原则在我们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预演过，所以我们古代圣贤在那时总结出来的学说使我们民族拥有足够的自信去把握、应付这个变化的世界和自身的命运。
战争与文化研究使我们重新发现历史，发现文明遗产的价值。就象过去人们发现《蒹葭》、《采葛》是表现远古爱情的千古绝唱，《氓》、《我行其野》是弃妇咏叹的永恒经典，从战争与文化角度看《诗经》，同样会发掘出其中长期被人所忽略的重要意义。古典文学研究侧重比、兴、赋的艺术技巧的运用，关注社会生活诸方面情感的宣泄和抒发，然而，运用《诗经》提供的古代社会的生活信息，寻找汉民族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古典文学研究即不能胜任、也没有这方面的义务。战争与文化研究发现，《采薇》、《伯兮》是表现古代汉民族对战争暴力基本态度和感受的经典作品，它们反映了汉民族在现实生活、情感心理、理性认知三个层面对战争暴力的矛盾冲突，对于把握汉民族个性特征和社会特征来说，这两首诗的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军事学和心理学的价值远远超过其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