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战争与文化研究虽然游离、穿梭于各传统学科之间，但毕竟有自己的关注范围。尽管它同军事学研究有重叠部分，但针对战争现象而言，两者之间主要区别在于各自切入点的不同，为说明战争与文化研究的特点，有必要将它和军事学作一详细的比较。
军事学主要在自己的范围解释战争现象，对战略、战术、战役、武器、编制、军种、兵种、战斗队形、后勤供应等等的考察一般不越出纯军事层面。战争与文化研究一般从文明特征、大历史、大社会背景出发，考察军事领域包括以上列举的一切现象。
军事学仅仅注意到古希腊以“方阵”作为步兵作战单位，并对其起源时间、战斗力的强弱进行考证和评估。战争与文化研究关心的是古希腊“方阵”贫富阶层的队列安排，解释何以最富有、最显赫的公民阶层站在“方阵”的最前列，最先接敌作战；而最贫困的公民阶层被安排在最后一列，还将指出这种兵力最佳化配置的社会文化因素，从而找到古希腊“方阵”战斗力之强的最终根源。以此类推，同样可解释早期古罗马军队战斗力强大以及后来罗马军队战斗力衰退的原因。
军事学常常罗列一些战例，来验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如何了得。战争与文化研究则要解释为何古代西方文明将合围歼灭战看作战争的最高境界，汉尼拔（Hannibal）创造的“坎尼战”（Cannae Battle ）何以成为西方的战争经典；同时还要解释“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何以是中国古代东方文明追求的最高战争境界？
军事学研究不一定要解释某种军事思想为何产生于特定的文明圈内。然而，战争与文化研究一定要回答：“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为何产生于东方而不是西方？”“为何马汉的海权论产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中国的现代海权意识为何发育迟缓？”等等，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将研究过程中的每一个逻辑环节论证清楚。
军事学研究对奥林匹克运动同古希腊民族的尚武精神不会感兴趣，战争与文化研究则要指出古代奥林匹克大会的比赛项目几乎都是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技能，并且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把战斗技能作为日常生活娱乐消遣的民族，其尚武精神达到如何程度可想而知，其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的秘密由此可窥一斑。所以，仅仅从战略、战术等军事学层面解释希波战争的胜负显然是比较浅显的。只有从战争与文化关系切入，才能获得较为深刻的结论。
军事学研究一般不关心文学现像，对于“荷马史诗”中把阿喀琉斯（Achilles）等英雄塑造成具有嗜血本能的英雄以及赞美苍蝇的现像没有兴趣。战争与文化研究则对《伊利亚特》中赞美苍蝇的天然攻击精神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至少在东方文明的艺术创作中是极为罕见的，这无疑可作为判别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对战争态度的标志。一个曾在古代仅仅因为天然的攻击精神就把苍蝇视为艺术审美对象，使之成为一种诗歌意象的民族，今天的表现与过去必然存在着某种继承性。鲁迅曾指出西方民族这一乖戾，但纯文学研究因看不出解释的意义，从来没有对此作过解释。似乎也只有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角度，才能作出较为深入的解释。
军事学一般不研究作战技巧的非军事化的社会功能，但战争与文化研究要说明作为军事作战技能的射箭派生而来的“射礼”，如何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礼制”的重要内容，成为统治阶层政治生活中的一项规范；战争与文化研究还要关注奥林匹克运动各种项目竞赛的冠军是战时当然的指挥官现象，那些竞赛项目基本都属当时的作战技能，从而解释人们的社会道德、政治规范、包括具体的人材选拔制度曾经从军事领域获取资源的现象。不同的文明为管理和规范社会生活，从军事领域汲取资源的方式和对象都是不同的，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有助于加深对各种文明的深刻理解。
军事学研究只对“甲午海战”作出军事范围的技术性解释，即从战略战术，舰船的数量、吨位、航速、装甲厚度，火炮的数量、口径、射速，作战人员的素质，后勤保障等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作出结论。战争与文化研究则要从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生存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模式、内陆农耕文明强烈的土地意识、沿袭了几千年的陆权主义传统等等文明的主要因素出发，探讨这些文明因素同现代海权意识和现代海军在根本上的冲突，从而说明我们现代化军事建设在起步阶段和社会其它领域一样，只限于表层而无法进入深层的历史必然性。这样就能全面而公正地评价这场战争的得失，不会苛刻地把所有失败的责任强加于当时的军事领导人。海军与国家共命运是西方现代化重要特征，甲午海战的失败固然是我民族的一大耻辱，但也应看到这是我民族已不得不卷进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