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暴力行为完全继承了动物社会暴力行为的一切本质和特征。因此人类的战争现象中，有相当部分排斥在文化之外。但是，暴力现象始终伴随人类的文明化进程，并且在形式上发生着变化，所以人类战争现像中亦有相当部分内容属于文化的范围。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有史以来，战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文明与野蛮的混合体。历史的直觉告诉我们，战争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是人类历史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战争与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的具体问题出发，解释人类的战争本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文明的进程，而文明进程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战争本能及其表现形式。
历史的单位是人类共同体，国家是人类共同体发展到现今为止的最高的形式。无论何种形式的人类共同体，从氏族到今天的国家都把“强盛”看作唯一的目标，东西方历史上有过许多哲人大师，他们的思想至今、并将继续放射着光辉，然而恕后生不恭，他们中有许多人不免书生气太重，都一厢情愿地将国家理想化，希望或主张国家的目的是伸张正义。无论是柏拉图（Plato ）还是孟子（Mentius ）都书生气十足地为国家设计着最终的道德目标，然而国家自古却是按照自身的逻辑追逐自己的终极目标走向强盛，根本不按实践道义的逻辑行事。尽管国家对内也积极提倡道德理想、建设道德秩序，但那是为了提高社会管理运作的效率，服务于“强盛”目标的手段而已，决不是国家的终极目标。
因此，德国的特莱希克（Treitschke，Heinrich von）教授有惊人之语：战争不仅是人类现实的需要，也是逻辑的要求，因为国家这一概念就意味着战争。我们大可不必对特莱希克的坦率表示不满，事实上，他从逻辑上论证了战争必然是历史的主角。我们的先人也早已悟到这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不仅是历史主题，也是国家的主题。所以，精通历史的一个重要前提之一是对人类战争现象的把握。研究历史必须研究战争，将历史等同于战争史是幼稚的，不研究战争现象的历史研究同样是肤浅的。要彻底了解一种文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须深入考察其中的战争行为，考察其中一切与战争有着直接、间接关系的事物。因为一种文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许多重要的特征和秘密隐藏在战争行为中，并且也往往只有在战争状态下才显现出来。
例如，古代希腊民族和文明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在波斯文明的威胁下，迅速领悟到海权和海军的重要意义，果断地挣脱传统陆权主义的束缚，毅然走向海权主义。雅典人把劳雷恩（Laureion）银矿的财富全部用于国防的选择，体现了作为一个优秀民族必然具备的高尚境界，而把银矿全部用于史无前例的海军创建则表明，希腊民族具有高度的智慧，以及对险恶复杂环境迅速的应变能力。由于萨拉米斯（The Sea battle of Salamis ）海战的胜利，古希腊文明获得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由于军事上不能迅速适应外部之变化，都早早地消失在历史深处。
再如，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也充分体现于军事上能够迅速领悟、适应外部战争形式之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一个现代海权意识及其薄弱的传统农业大国，一个沉湎于陆权主义军事传统几千年的文明，能够在极短的50多年里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北洋海军，并同日本展开一场现代化海战。失败固然令人痛心，但中华民族在军事上具有迅速适应世界环境之变化的能力，却得到充分证明。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决定民族命运的不是一场具体的会战成败，而是通过具体会战所反映的该民族军事应变力的质量，而军事应变力的质量将决定一个民族的能否继续生存和发展。
“战争的精华，却不是在胜利，而是在于文化命运的展开。”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Spengler，Oswald）这句话可谓道出了战争与文化、与人类命运关系的实质，称得上至理名言。不过斯宾格勒只说对一半，在我看来，战争也是判别文化优劣的试金石，是文化选择时必须优先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