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纳粹分子反犹太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观念形成的来源之一，种族主义一直占相当重要的地位。追溯它的近代理论源头，不禁发现法国政治家戈比诺在他的四卷本《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中，鼓吹雅利安人的种族优先论。在他的眼中白种雅利安人比东方的黄种人具有更强的领导力，而黄种人则在繁殖力上占有优势。显然，戈比诺把繁殖力看作一个负面性的能力，在自然界只有那些个体生存能力弱的物种，比如蚂蚁、老鼠和病菌才会在种群上显示出超强的繁殖能力。
表面上看，这类种族主义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亚洲的中国，日本和印度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繁殖力的强大似乎十分明显。但是，种族主义却无法解释，日本在进入1990年代后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3.0/1000，进入2000年代后则低于2.0/1000，以此趋势日本在一定年数之后必然成为人口小国。我国的计划生育，这种有组织对人口进行限制的方法，事实上和历史上的性禁忌和溺婴具有相同效果，都是群体人数爆炸后的策略反应，如果把它计算在内，那么可以预见我国也将形成符合生态和资源容量的人口数，过强繁殖力的印象将不再存在。
事实上，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东方民族并没有显示出更强的繁殖力，在18世纪的后50年中国和西欧的人口同样都接近翻了一番，也就是说欧洲也会发生人口大爆炸。欧洲白种人如果不是因为不断遭遇鼠疫或其它瘟疫，人口同样会非常庞大。有学者曾经用中国女性的早婚以及童养媳现象主张，中国人的生殖可能性被最大化，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婚和童养媳造成的生殖可能性被圆房推迟现象抵消了。在1550到1850期间，欧洲的婚姻和生育率一直高于中国。一些资料也同样显示同时期的日本的生育率也非常低，和罗马帝国时期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溺婴现象并不仅仅是为了抵御生活的困难，而且是为了积累财富和方便迁移。一个较为有意思的现象是，温州人没有生育更多子女的欲望，因为那里很多人都在不断的进行商业活动，较适合的子女数量有利于迁徙。
如果要回到更久远的过去，当人类处于游牧和采摘时期而未进入农业文明的时候，人口一直处于平稳的状态，没有哪个种族因为繁殖力的超强而使人口发生大的增长。倒是农作物的扩展从此使农业民族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游牧民族，因为农业产生了食物积累以及对更多劳动力的需求。而游牧民族没有这些需要，并且为了适应迁徙，只能四年间距的生育孩子，所以溺婴便存在了。
一系列的证据说明，繁殖力和种族是很难挂上钩的，但种族主义者为了显示特定民族的优越性，从而片面的剪取他们需要的素材，而忘记了人口数量的大小是和经济形态、经济增长模式、家庭结构和财富观念紧密结合的。此涨彼消的人口数量是人类适应特定地理和经济环境的不太精确的甚显粗糙的调解器。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模式
人口增长既然与种族主义意义上的繁殖力没有关系，却与能够提供何种程度上的繁殖的经济条件紧密相关。作为描述经济条件的简便方法，经济形态可以作为最基本的着脚点。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再向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当中人口都出现了大幅度的跳跃式增长。
用经济条件框架来解释人口增长，在我看来意义不大，原因在于这样的道理是很明显的，无需过多的解释。人口在适应自然生态和经济条件的动态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现象，比如灾荒、饥荒、战争、瘟疫、帝国的扩张、帝国的衰落和文明的灭亡。这些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素材被不断的重复利用。二战后全球人口迅速增长同样可以被纳入进这个简单的解释框架，工业肥料、农作物品种改进，杀虫剂等因素为人口增长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实现可能，医疗水平的提高最大幅度的延长了人口预期寿命和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国家状态处于稳定，战争被抑制，这使原有平衡状态下的新生儿出生率成为人口爆炸的直接成因。
这使人们看到了生育激情的惯性，这种惯性的源头很远，可以直接探触至农业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人们对工业社会下的，以及现有生态环境下的危机反应是迟钝的，生育观念很大程度上仍然被笼罩在农业文明的气氛下。这种惯性，隐藏在其背后的是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说调控人口极限总量（无饿死状态下的人口数）是经济形态，而控制人口增长状态的是经济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