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左右翼”是我在1994年提出来的，作为《克林顿智囊——进步所》读书笔记发表在《博览群书》杂志，1998年我在《改革报》和《战略与管理》发表揭露“权力资本化”长文。“租金”的文章年年都有，反对权力资本化，权贵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在目前都可归纳为同一含义，就是反对权力资本瓜分。有良知的学者早晚会站到人民大众和宪法一边来。无论他是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好资本主义”。
好汉不提当年勇。自己做什么都有见证，不必自吹自擂，不必互相吹捧，我从来不搞什么体系，我所关心的是国家前途和公共利益的实际，所以不必去维护自己体系和名声，人活得已经够累了。我曾在思想讨论会上多次提醒一般自由主义朋友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不要把社会公平的旗帜丢给自己最反感的“左派”。可惜听得进去的只有寥寥数人，秦辉“公平私有化”的观点我一直就赞成，且极力争取帮助他出书，只是没有成功而已，怎么说没有人支持呢？这次争论，一般自由主义者总体失语，被称为“中国良心”的茅予轼，吴敬链至今不发言，那些小自由主义者心里着急，不得不求助于远在美国的秦辉。如果在事关重大公共利益问题上总是失语，必定丧失社会力，再批判别人“煽动民粹”也是没有用的，现在是考验真假自由主义的关头了。我也期望更多的学家敢于从“中国经济学主流”的阴影下站出来，共同呼吁暂停MBO。
一、真正的改革是争取公开化和民主法制程序，MBO首先应该“叫停”
郎咸平质疑国有资产流失并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其勇气可嘉并在无意中影响历史进程。他呼吁国内经济学家回应，他其实不了解国内许多人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但在特殊条件下，改革思路不幸被新自由主义主导并向权力资本倾斜，多次呼吁无效，大家已麻木了。
有人说朗咸平象一头公牛闯进瓷器店，表现出新自由主义之懊恼。得益于海外教授和财务专家身份，和那个愚蠢的起诉者帮倒忙，引起传媒聚焦和社会轰动，戳穿了“皇帝新衣”，把一个众所周知而又缄口不言的重大公共利益问题再次提出，打破了主流传媒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联手封锁。一场静悄悄的，对国有资产的瓜分运动已被揭露，这也是天意。
我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而自称“非主流”，一是不戴自由派设计的的帽子，二是与“左派”有分歧，主要就在国企问题。加上专业不同，我很少参加国企讨论，只是发表数十篇文章主张对工人进行历史补偿。这次参加讨论是为了打破学术垄断促进学术自由，希望能够深入并有结果。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上书全国人大，我的主要想法是：暂停MBO和外资收购国企，对于事关公共利益，公共财产，公共安全与政权合法性的重大问题，不能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和家私下决定，应停下来进行公民讨论和投票，经过全国人大先立法后处理，纳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轨道。
首先应反驳“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停止”的意见。现在所有人包括流失的辩护者都不否认国有资产在严重流失，争论不在实证层面而在价值判断，即流失是不是不可避免，是不是市场化必要的代价，是不是没有更好办法只能采取MBO这类“次优”措施？既然在改革中流失不可避免，那么目前防止流失唯一办法就是暂停MBO式改革。表面说防止流失，实际上不停止MBO，就等于放纵流失，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和代理人才是“难辞其咎”。
某些人急不可待私下处理国有资产令人起疑：想利用目前时机将瓜分变成既成事实，这种“先突破后追认”的渐进改革手法我非常熟悉，但恰恰对国企改革不适用。涉及公共财产和重大公共利益，改革也进入公开化透明度阶段，必须走民主法制程序。目标和手段，手段更重要。以秘密手段私下处理公共财产，无论以什么漂亮口号为借口，提高多少生产力和效率，也不可行，自由主义者多年以来不是极力否定“革命党”搞秘密行动，以权力强制推行理想吗？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使用的是同样手段。这样处理公共财产，无视人民权利，不仅社会主义不接受，真自由主义也不应接受。少数人瓜分国有资产必定失败，第一个征兆是张五常败露。中国“精英”不可为所欲为，再逆民意而行！说反对意见“没有建设性”，是一种压制批评的手段。主张分光难道有建设性吗？好象医生对于病人说“你死了病就好了”，可笑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