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谬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权威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长文，以极其阴郁低沉的笔调为西方人描述了一幅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从而也在美国和全世界引起了一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
一、亨廷顿的基本观点
后冷战的时代意味着什么？与沉浸于自得和自满的西方众多政治精英们不同，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相反，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将更加剧烈，范围更广，也更加难以消除，因为引起冲突的基本根源变化了。他提出：“新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1]在国际事务中，民族国家仍然是基本的政治角色，其力量仍举足轻重，“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2]
冷战期间，区分国家的原则或者是意识形态，形成所谓的“西方”与“东方”，或者是经济发展水平，形成所谓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的新世界中，这些旧原则都失去了意义，应该用“文明”取而代之。文明到底是什么？亨廷顿给文明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明是人类文化最高层次的组合，也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领域，……它一方面由语言、历史、宗教、风俗、制度等共同的客观因素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有个人主观自我认同的因素。” [3]按照亨廷顿的看法，当今世界存在着七、八种文明， 即“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以及可能还有非洲文明。”〔4 〕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将取决于这些文明之间的互动。
亨廷顿认为，自17世纪以来的国际冲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都是“西方的内战”。他将这一历史时期的冲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7世纪到 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西方世界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君主之间；第二个阶段从1793年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这时冲突的主线由君主变为民族国家；第三个阶段从1917年到冷战结束，这段时期意识形态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冲突的根源。在亨廷顿看来，“君主、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5]但是，在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这种一直由西方人玩的游戏发生了变化。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已迈出西方阶段，重心转到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上。”〔6 〕非西方文明国家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对象，而同西方一起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角。
后冷战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一个重大历史转折：西方权力已达到顶点而逐渐衰落，但仍企图维持其全球霸权；非西方国家开始成为历史主角，并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意志和力量重塑世界。据此，亨廷顿提出，在后冷战世界，国际政治的轴心已从“西方对西方”变为“西方对非西方”。亨廷顿并不讳言，西方目前利用其优势的经济资源、军事力量和国际组织来倡导西方的价值观，维持西方的霸权，确保对整个世界的支配。他也坦然承认：“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作的决定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的利益，但却假借代表世界共同体愿望的面目出现。”〔7 〕在其精心刻划的“西方对非西方”这种后冷战时代的政治框架中，亨廷顿断言，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西方的利益、权力和价值观念构成了严重挑战，并煞有介事地声称一个反西方的“儒家—伊斯兰联合”已经出现。
如果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冲突的基本根源，那么文明为什么会发生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出了六个原因：1、与政治意识形态相比，文明的差别更为基本；2、世界变小，互动增加， 强化了人们的文明意识，激发了文明的差别和敌意；3、现代化过程既削弱了国家认同，又超越了本土认同，使宗教原教旨主义乘虚而入，世界出现了非世俗化；4、在西方权力达到顶峰的同时，非西方文明发生了归根现象；5、与经济和政治相比，文化特性更少变化， 文化差别更难消除；6、经济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当它植根于同一文明时才能成功，而其成功又将强化文明意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