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强调用“义”即教化来限制和约束人的非分的欲望。此外，他还主张用政令、刑罚尤其是等级制度来制约和规范人的求利活动。但政令、刑罚不是他最为提倡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遵守等级制度本身也是董仲舒所讲“义”的要求之一，但它作为一项伦理制度规范，又与单纯作为思想教化的道德之“义”有所不同。相比完全出于自觉性的道德教化之“义”，遵守等级制度之“义”带有更多的强制性，至少是一种规范和礼的制度，是道德所必须遵循的。因此有必要将其单列出来加以考察。
（一）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
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而发展到他那时的历史经验和理论传统所提供的借鉴使他正确地认识到——理想中的和谐安定大一统社会，必须是在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各方面布局和运转都是有序的；而维持这样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局面，唯有以君主为首的等级制度才能实现。因此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事实上就是一个等级制社会。
董仲舒所讲的等级，开始是作为一种纯粹人伦关系上的道德规范，这就是“三纲”。中国古代对于处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常关系的思想，在先秦儒家和法家那里就已经存在。而董仲舒则是更明确地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妻纲的思想，并附会上阴阳之意和天意来进一步论述其尊卑关系。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其间的关系是“阳尊阴卑”（《阳尊阴卑》）。他还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因此是不能改变的。
三纲是实现董仲舒理想社会等级秩序的总纲，是他最为欣赏的人伦等级基本公式。三纲概括了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父子、夫妇关系是基础，这种对家族宗法伦常关系的强化，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可以说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就是家庭伦常关系的扩大，国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其中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相同的。
董仲舒认为，“凡物必有合”（《基义》）。“合”就是相互配合，协调统一。他说，“阴者阳之合”，因此“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子合”（《基义》）。怎么合呢？这就要靠上对下的慈爱和下对上的忠孝，正如他所说：“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深察名号》）董仲舒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合”，而不是“争”，可见三纲的根本用意在于维护不同等级人们之间的安定团结和国家社会的合谐稳定。三纲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之一，它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对巩固当时处在上升阶段的封建生产关系，保证国家社会以及家庭的和平安定都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
董仲舒主张用等级秩序来制约和规范人的求利活动,这样的等级规范就不是上述那种纯粹的道德准则了，而已变成一种经济伦理规范，虽然它的调节对象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重点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人的经济行为。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并不完全等同于三纲的内容,它反映的是不同阶层(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但它以三纲为基础，明确上下、尊卑、贵贱的利益等差秩序，因此与三纲的三种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前文已分析过，董仲舒是根据人性求利这一客观情况而提出教化主张的；同样，他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等级与教化在作用目标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荀子曾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荀子认识到若有一个“度量分界”，就能抑制争夺。他认为“礼”就是调节物欲的“度量分界”，所以要“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