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古代民主政治的建设

历史的步伐迈进新的世纪，人权与法治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需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但民主政治是人权与法治的保证，没有民主政治，不可能坐谈胡吹人权与法治。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经济基础，政治民主反作用于物质文明的建设。近时期来，我们的大小电视受港台的影响，封建与资本主义的专制在国刮起了时尚的浪潮。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是人民群众，各级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却反常的出现了主人见公仆点头称那局那省的（如省长姓熊，人们就喊“熊省”，局长姓仇，人们便称为“仇局”）。被称为“熊省”的大老爷们，你们可要考虑一下港台可是资本主义制度，别仿效了，这样做丢人格！但也正是这种把人民大众看成服从者的要员们，滋生了腐败，丝毫没有了民主政治，当然的做起了“家长”。　人们总有一种感觉，大众盼望民主，而官员们却高瞻远嘱的说：民主不适应中国，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果真如此吗？民主是西方特有的吗？这仿佛在当代中国理所当然成了民主的沙漠，亟待西方民主甘露的滋润。其实，在中国古代许多专著中都有民主政治的记载。从《尚书》、《周易》等远古经典性政治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尧舜传说时代至于春秋，中国曾经在氏族和贵族民主的古老政治传统（如废黜国君，选择国君等）。在儒家的经典文献中，可以看到大量关于“民贵”、“君轻”，“天视自我视，天听自我听”之类具有强烈民主色彩的政治理论与教诲。尤为可贵的是，这种政治理论和教诲非仅属欺人之谈，或不具有实践政治意义的盲目说教。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些政治典训不仅教化出无数为民请命，敢以匹夫之志抗命强权的仁人之志，而且作为一种实践的政治理论，也形成了在古代政治生活中限制君权、抑制官吏特权，表达民意（如每一级政府门前都设有一面大鼓，任何人都可以去击鼓鸣冤）和公众政治批评（如谤木的设置）、建议、规劝、弹劾、监察，乃至于合法地废立皇帝的一套相当成熟的具备基本民主功能的法律、政治制度和传统。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是一个极其生机勃勃，富于民主精神的时代。如果没有当时的民主环境，出现灿烂的诸子文化和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不可想象的。西汉、盛唐、明、清，历史也都出现过政治清明、知识文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文化灿烂的时代。如不曾发展一套适当吸收和容纳民众意志，承认一定的民主权利的政治机制，是难以想象的。如秦等少数朝代，由于政治体制中缺乏民主功能，虽武功强大也迅速暴亡。甚至于在许多史家斥之为“封建专制制度的顶端”的明清时代，那些意大利、英国、法国派来的使节和传教士，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对其合理性、有效性和优越性，都不能不表示共同的惊叹、羡慕。甚至建议西方借鉴和学习，这都是有当时的历史记载在案。顺便一提的是，古代中国人并非真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易于统治的愚民、顺民。连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亦曾自诫：“为政者当常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与沉溺于宗教迷雾的中世纪西方人相比，当时的中国人反倒更富于批评和反抗精神而难以统治。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在次数和规模上，是西方不能相比的，这就是例证。人们常说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力，但这种权力也是以服从权力规则为代价的。如行政权掌握在辅助大臣宰相、军机大臣手中；司法权由大理寺、刑部掌握，他们依据各种成文法和习惯相对独立地进行审理；还专门设有都察院，负责纠察官员违法和司法不公。汉高祖曾多次欲立如意为太子，由于多数臣僚劝阻未果。唐玄宗面对一片跪倒的文臣武将，只能眼看着爱妃被缢死。苏武也曾慨叹谏官们权威之大：“言乃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倘若皇帝一意孤行，拒谏饰非，也有“死谏”或“尸谏”的。这等于把昏君的骂名留给皇帝，把忠臣的美名留给自己，因而威慑力极大。臣僚们对皇帝的制约，是中国历史上较少出现寡头政治家的重要原因。中国人在传统上崇拜教化，不太迷信个人能力。皇帝一级并不觊觎军事家、思想家或学术泰斗身份。如刘邦曾说：“夫运筹惟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其天子的地位。因为皇帝们大多明白自己的任务在于“三者皆人杰，皆能用之”，那倾听臣僚的意见也就顺理成章的事了。皇帝的权力在于绝对的集中，决策更多的是依靠群体。中国皇帝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垂拱而治”，而皇帝在许多情况下，执行的只是礼仪和权威的象征的功能，既使是初登基的儿皇帝、或年弱多病避居深宫不理朝政的皇帝，国家照样可以被治理地很好，这就反映了封建专制时代的中国民主政治的渊源。　民主政治必须以简为本。现在我国政府官员多，劳动者负担重，这一点也是造成家长制、一言堂的另一重要因素。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现代化》记载明朝时全国共有12500个文官职位，其中一半在京城，一半分布在15个省和大约1500个地方机构。清嘉庆年间大约20000个文官职位，尽管此时全国人口比明朝憎加了两倍，但政府官员只憎加了百分之六十。清朝官员平均每县五人，管理人口却达25000之多。这种不可思议的简权，不仅令今人自豪，也足以令今人汗颜，而在当时竞能推动整个中华帝国的国家机器有条不紊的运转。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制度具有显而易见的民主功能，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至此，我们不得不讲讲用人制度。目前我国公职人事的来源主要是两大类，一是军队转退军人；二是学校毕业的学生。但也有部分是按排就业的工人，通过其它方式从事公职职务。在古代也有两大传统。一是血亲继承传统，这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二是举贤任能的传统，这是政治民主的基础。在先秦及秦汉时代，中国寸在选举贤良担任基层乡社首长及政府各级官吏的制度，还有对官吏实行三至九年的考绩，由民意决定官吏升迁的制度（见汉书.食货志），及至科举制度更是建立了一整套相当完善的选举任用官吏的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堪称世界文官考试制度的滥觞。它源于隋，兴于唐宋，终于清。这个制度赋予了多数人（少数从事不道德不体面职业者除外）从政的权利，只要考试合格，就能入阁为僚。这使得官吏队伍中，总能保持一定比例的“新生代”，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世代为官而产生的惰性与腐败。在科举制度下，几乎每个官员都要走文童而秀才、而举人、而进士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正的原则，对整个社会起到较好的示范效应。西方最早实行文官考试制度的是英国，而李约瑟说，他们的文官考试是从中国引进的。美日又是从英国引进的。当然明清八股取士不无弊病，但不可因此否定科举制度的价值。实际上八股文的一个主要优点是把文章的鉴别取舍规范化甚平至定量化，从而解决文章难以统一评定的难题。它繁杂的程式极易制造出差别，还有防止舞弊之功效。八股文确实不能准确地评价真才实学，但没有真才实学绝对做不出好的八股文。现在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托招考试、各种毕业论文的撰写、各类课埸的申报等，都明显看见八股文的窠臼。作为一种思路，科举制度可以看作是古中国人对增强国家政治民主功能的一个伟大的尝试。　而在西方，从古希腊的城邦创造出他们的民主制度后，经历了漫长黑暗而专制的中世纪，在中世纪的神权组织中具有议会的形式，但是十七世级著名的思想家布鲁诺就是经宗教裁判所的神权议会的多数表决之后，才被烧死在鲜花广埸上的。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攫取意大利，不是靠阴谋，不是靠政变，而是靠人民的选票，希特勒攫取德国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快车上，要以自已的民主政治传统和国情出发，建设我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完，空心雨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