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文明边缘的贵族们似乎没有能力把艺术家和艺术品完全据为己有，也许这是文明的失败。当汲取了民间音乐营养的作品再回到民间的时候，大师们的杰作为不分贵族和平民的整个奥地利人所喜爱。
其实，严格一点来说，奥地利的贵族并不能算作真正的贵族，他们既不象意大利人那样浮夸、讲究声色犬马、苛求幸福，也不象法国贵族那样追求礼仪和气派，他们生活得较为轻松和随意一些。总之，他们并不象真正的贵族那样循规蹈矩。最初，当音乐评论家极力反对海顿和小步舞曲和民乐乐曲揉进交响乐和四重奏的时候，海顿的主人--埃斯泰尔哈吉亲王吩咐贴身仆役转告门房，把评论家踢出去。事实证明，海顿的这些作品深受民众的欢迎。
另外，奥地利的剧院与意大利的剧院相比虽然在外观上相差无己，但用途上却并不完全一样。除了象意大利人一样上演歌剧以外，奥地利的剧院常常被人们当作民众歌舞集会的场所，比如国家歌剧院那一年一度的盛大舞会。但奥地利的剧院并未把音乐垄断，对于奥地利人来说，田野林间永远是最好的剧院和音乐大厅。在春天的节日以及收获的季节里，村庄里的村民，还有些在假日来到郊区的城里人会自发地组织起来一起醉舞欢歌。
而在遥远的东方，中国是一个更为古老的文明大国。从《诗经》得知，我们的祖宗先民对赋诗歌唱的眷恋已是如此痴迷，且如此成熟。同样从这本《诗经》上得知，周代的天子已经象广纳民女入宫那样四处搜集民间歌谣来建造他的宫庭音乐。一个东方古国音乐艺术的幸与不幸都在这本小书上体现出来。幸运的是，正因为周代天子的收集整理工作，我们才得以读到祖先那优雅的诗篇，尽管它的谱乐已然消失；不幸的是，宫庭音乐从此剥夺了民音乐的自然生长权力，在漫长的王朝更迭的岁月中，音乐的专门化，即官方培植的乐工和乐妓的出现就更是加剧了这一点。孔子提倡的音乐其实不应纳入真正艺术的行列，因为它是礼教政治的组成部分。而自汉代确立的儒家文明对礼教音乐的尊崇则使官方认为鄙陋下贱的民间音乐走向消亡。而且，越是接近文明中心所在的中原地区，这种消亡就越是彻底。在离文明中心较远的边域，民间歌舞则经久不衰。空间距离的阻隔使文明的利刃还无法追逐到这里。至晚在唐代的时候，汉地的民间音乐之源便已完全枯竭，因而充斥在长安城中的贵族音乐完全是来自西域的胡风，胡姬歌舞成为当时的时尚，最为当时皇室喜爱的《霓裳羽衣曲》就是典型的西域歌舞音乐。等到了今天，能歌善舞成了朝鲜、蒙古、维吾尔、哈萨克、彝、藏等祖国边陲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而我们这些失去了歌喉的汉族人则成了他们最忠实的观众。
所以，屡次成为文明大国边疆的历史其实是“音乐之邦”奥地利的幸运，因为只有边疆才可能为这条音乐之河输送更多的原始、自然、纯朴的情愫。所以，多瑙河的梦幻原本源自民众心灵的旷野、高山、森林、草地，又将回归到民众心灵的海洋之中。
７、灵感之源
在贝多芬定居于维也纳的时候，意大利歌剧的浮夸之风已经笼罩了整个维也纳的上空，贝多芬为此陷入到了痛苦之中。他一直想离开这个开始变得轻佻浮华的都市，然而，是奥地利那丰富的音乐源泉挽留了他。他成了一个向庸俗宣战的斗士，最终，他以他巨人的巨著赢得了心灵的凯旋。
有人说，贝多芬音乐的雄伟在于他善于描绘现实生活中巨大的、热闹非凡的群众性的舞蹈场面，人民性和舞蹈性构成了他作品中鲜明的主题。我们可以想象到，贝多芬本人一定多次置身于这种万众狂欢的歌舞场面之中，而这种场景也许只有在奥地利才可以看到。
所以，与其说伟大的音乐家为奥地利带来了荣耀，勿宁说是奥地利的民间音乐铸就了音乐家的伟大。海顿的成功在于他的交响乐中充满了生机盎然的民间歌舞气息。莫扎特虽然不象海顿那样直接从民歌民谣中寻找灵感，但却以高超的技巧，娴熟地把奥地利等国的民间歌舞中淳朴的旋律同歌剧中歌唱性的曲调揉合在一起，从而使作品显得十分亮丽、甜美和典雅。舒伯特则在乐曲中采用了大量的民间素材，他以描绘音乐之都的生活习俗、艺术风尚和大自然的风景见长，因此，他的作品贴近民众的心灵，亲切随和，并带有一种迷人的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