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社会成员，因为能力有限，确实不太明白如何更好地获得自己的利益。这时政府如果代替他们做决策，暂时会有较好效果。但从长期看，这样会使这些成员产生依赖心理，自身谋利能力也难以提高。政府管得了他们一时，但管不了他们一世。这些成员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像未成年的青少年，还不太明白如何规划自己，如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于他们和其他社会成员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代替他们去规划自己，代替他们做主；否则他们总也长不大，这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政府要做的是：一边放手让他们自我做主，一边对他们培训、教育。
因此，从以上两方面看，政府都不要去代替国民做决策。一个国民如何更大地获得自身利益，他自己做决定所产生的效果，要比政府替他做决定的效果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里的“做主”是指维护规则，而不是做主决定：种玉米还是种棉花、做小轿车还是做大客车、这场足球比赛侧重进攻还是侧重防守。
第二，政府的核心职能是维护规则。所谓规则就是人际关系的某种最低行为准则，这些规则的实行将有利于各方利益。
比如美国的NBA职业篮球联盟。那些球员如果去做别的工作，收入很可能比做NBA球员低；如果做别的工作每个人的收入是1个单位，那么，成为NBA球员后，各自的收入会上升到8。这当然有赖于一个组织完善的职业联盟。它有着一系列的规则，联盟的管理机构负责执行这些规则，哪个队贿赂裁判、哪个队给前来比赛的客队的饭菜里下泻药、哪个队员公开辱骂裁判、哪个队员在背后踢了对方球员一脚，这些行为都必须得到处罚。如果不处罚，那么势必会引发各队都贿赂、都下泻药、都骂裁判、都踢对手。结果就是：即使比赛还能进行，吸引力也会大减。队员收入不再是8，而普遍下降到4、3、2。所以，如果联盟的管理者不干活，不去严格执行规则，那么受损的将是联盟每个成员的利益。这时，每个俱乐部都会强烈要求联盟管理者：你们必须出手执行规则，否则我们大家为什么要出钱请你们？即使是受到管理者偏袒的俱乐部，要是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也要附和这样的要求。否则，它会受到其他俱乐部的共同反感，这当然对它不利；而且即使它成功获得了偏袒，结果导致联盟规则性削弱，吸引力下降，总收入减少，它的利益同样受损。今天中国足球的中超甲A，由于有着很多违反规则的情况，所以市场吸引力大幅下降，几年前联赛总的冠名权还能卖个上千万美金，后来只能卖三、四百万美金，再后来只能卖六、七百万人民币，各家俱乐部基本上是亏损的，如果没有国有资产撑腰，联赛能否维持都是问题。因此，这对于球迷、球员和俱乐部都是不利的，规则的维护不力，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而这正是政府的职责。
第三，政府的所维护的是互利性规则，而市场经济的规则、自由自愿的交换合作规则，是最常见、使用最频繁的互利性规则；但还需要其他规则补充。当外资进入中国后，外方使用了中国较低的各项成本，中方有了资金和项目；如果说结合前双方的获益各是6和2，那么合作后获益就各是8和4，是双赢的局面。这时，政府只要维持这一规则即可。但并不是互利的事情都会发生得如此直接、清楚。如果单靠市场原则，有些互利的事情就发生不了。比如每个国家都需要森林，在北京遭受过沙尘暴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可是凭市场规则，一位企业家投巨资营造森林，虽然造福国家，但他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能收回投资、赚取利润。这时就需要国家出面，统一使用纳税人的钱，去营造森林。进行科学研究也是这样。有些科研成果是难以从市场上获益的，但对社会文明的发展又很重要，这就又要政府出钱。
第四，虽然现代社会以互利性为主导，但这不意味着人际关系时时事事都是互利的。在现代社会中，不可能事事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定会有一些你赢我就输的情况。比如，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就可能在某个领域出现寡头垄断；一旦垄断形成，受损的不仅是其竞争对手，也包括广大消费者。这就不是双赢、共赢的局面。在垄断的情形下，寡头和竞争者、消费者就构成了争利关系：维护前者，则后者利益受损；维护后者，则前者利益受损。事到如今，必须做一个了断；其原则是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就是所谓多数原则。政府这时就要从社会多数人利益出发，强行解除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