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军阀混战还是让位给了国家统一，欧洲各国间的频繁战争还是让位给了和平共处、以致要制定一部欧洲宪法，宗教战争还是让位于宗教宽容，劳资冲突还是让位于劳资合作，印度的民族矛盾在逐步减少，台湾因选举而产生的情绪对立在逐渐缓和，NBA球星们在和老板就薪水问题达成协议后又一门心思地打球了。虽然巴以双方的强烈争端仍在持续，但毕竟也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并不能说明什么。
换一个角度，人有能力具有合作意识，并不是说张三现在就有合作意识，也不是说张三过20年后就会有合作意识，张三完全可能一辈子也不懂得如何与他人合作。有的人能和别人合伙开餐馆，有的就只能合伙开三天；有的人能和别人组成双打，合作愉快，有的就很快不欢而散；有的人能和配偶相处愉快，有的就吵闹不断；有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打工，有的就心气难平；有的人同事关系和谐，有的则众叛亲离；有的人能自觉提高对消费者的服务质量，有的则市场形象十分恶劣；有的人能和家人、邻居合作得很好，家里和走廊都十分整洁，有的则把一切都搞得乱糟糟。
从没有合作意识到有合作意识，是人的进化过程；就像人从四脚着地进化到直立行走一样。进化需要时间，进化更需要条件。进化是由一小步一小步积累而成的，一个人只有看到跨出这一小步对自己显然带来利益，而且自己确实能够跨出这一小步，这一小步的进化才可能完成；而每一小步的进化，都是进化主体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成长。如果上天保佑，这么多小步都完成了，那就是一个较大的进化成就。
当进化的条件和土壤不具备时，说什么也没有意义；当进化的条件和土壤具备时，就应该相信自己，进行进化活动；罗尔斯上述一番话的立意，就在这里。
三、互利性规则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
政府需要做哪些工作？
政治哲学家西季威克在他的《效用与政府》中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分析（Ten,1994）。
第一，只要一个人或一间公司、机构没有违反规则，那么无论他怎样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去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政府都不要去管他；其实，让每个社会成员获得最大利益，正是政府的职责。再者，有时候政府会认为：这个人、这家公司自己不知道怎样才能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所以政府要帮他去做。西季威克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怎样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他自己最清楚，也最有积极性。一间公司为了提高利润，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市场、招聘人才、设计产品，公司管理者天天浸泡在这个行业里，他对怎样才能提高利润，要比政府人员更清楚。
一些县领导会指令农民们都种某种作物，结果往往是销路不好，令农民经济受损。政府对国营企业的经营也会作出各种指示，但效果同样不好。中国足协要所有队员的长跑必须达到某一标准，结果很多队员说这种规定不符合足球运动规律。政府这样做，可以说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分工规律。我们需要专业的扫雪队、专业的政府、专业的种粮大户。专业性意味着：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比别人强，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比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员弱。政府人员的专业就是维护规则，提供公共产品；至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工农商学兵等等领域，那都是广大国民的各自专业领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政府人员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们的思维不能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阶段，如果什么都做，那就可能什么都做不好。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时间精力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如果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则各自收益；分工不清、越俎代庖，则人人受损。假如那些县领导把种哪种作物的决定权交还农民，则效益普遍提高，县领导也有了政绩；假如政府把企业经营决策权交还企业，则利润普遍增长，政府财政收入也就上升；假如足协把如何提高队员能力的权力交还俱乐部，让每个俱乐部都能根据具体情况，科学合理地安排训练，则比赛水平普遍提高，频频在国际上升我国旗、扬我国威，足协领导的脸上不也十分有光吗？这就是共赢的局面，是皆大欢喜的场景。它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自觉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