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摘要】Genealogies(jia pu)are important historical sourcematerials.Based on an analysis of a large quantity ofgenealogies,this essay examines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migration occurr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activities of migrants and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borderareas.It also highlights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migrant societies and its differences with traditional society.This article also utilizes research methods of economicdemography.
【 正 文】
谱牒、口碑等资料的学术价值早已为人们所周知。清末钟琦说：“陇蜀滇黔诸省于谱牒茫然不解，殊属疏漏鄙俗，两江、两浙、两湖诸省崇仁厚，联涣散，各村族皆有谱牒。”（注：《皇朝琐屑录》卷38《风俗》。）清代家谱编纂具有地区不平衡的特征，东北、内蒙等边疆地区的谱牒资料十分有限，这样，我们利用谱牒等资料来研究清代移民问题时遇到的诸多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历史现象多姿多彩，历史创造的主体有血有肉。清代边疆移民各自的家庭背景、迁移动机、迁移经历、迁移效果如何，都值得我们予以深刻的观照和仔细的审视。清代边疆移民既折射着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的不平衡性，又影响着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的不平衡性，两者之间具有交叉效应。
一、清代边疆移民的群像素描
移民的概念不同于人口流动。所谓人口流动，是特指人口在地区间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短期的、重复的或周期性的运动。这种人没有长期改变居住地的意图，他们出去了还要回来。目前人口学界对迁往他地达多久为移民尚无确定的标准；实际生活中移民与人口流动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有时难以严格区分。如张宗昌于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于山东省掖县祝家庄，父亲是喇叭手、剃头匠，母亲是巫婆。张宗昌十二、三岁时帮其父掌铙钹，混日子，十五、六岁时随其母赴辽宁营口，在一家“宝棚”（即赌场）为赌佣，给赌徒端水送茶、跑脚打杂，昼夜与赌棍、小偷一类为伍，因被当地士绅视为祸患而遭驱逐，遂无处栖身，四处流浪，最后到北满当一名修筑中东铁路的工人，不久又沦落为胡匪，而其母当时只身一人在营口，相继与洗澡堂的老板、补鞋匠以及卖布的货郎姘居，混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得不返回山东。（注：《军阀列传》。）本来，张宗昌与其母都有移居东北的倾向，可是其母由于形势逼迫而不得不中止移民动机，这种迁移行为便转变为人口流动。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也可以成为移民的先驱。当流动人口在某一迁徙地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对迁徙地产生了依附感时，他们就有可能决定在迁徙地定居下来而成为移民。在清代前期，边墙内的陕西等地农民出边到蒙古地区耕种，春出秋归，名为“雁行”客户，是一种典型的流动人口。当时，由于这些雁行客户在边外暂时伙聚盘居，故而他们所开垦的土地被称做“伙盘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人口流动现象周而复始地循环进行，许多雁行客户便在蒙古地区逐渐定居下来，从而完成了向移民身份的过渡。由此可见，移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界线不一定划然清楚，泾渭分明。本文所说的移民是指改变过去的常住地点而迁到另一地区居住较长时间的人口。
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便推动着人口的移动，使之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常性现象。只要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非均衡状态，人口迁移就必然发生。人口迁移塑造出新的人口再分布结构，使人口结构的地域分布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由不平衡向相对平衡的发展。人口地域分布结构因人口迁移而趋向相对平衡，必然使社会经济的生产力区域结构随之趋于相对平衡并产生新的不平衡，反过来又推动新的人口迁移。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地域分布具有凝滞性，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的分布相一致。正是这样，所以清代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二者基本上呈正相关，即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也是经济密度较高的地区，经济密度低的地区也是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相对于内地而言，清初边疆地区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这种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态所形成的级差，为有清一代边疆移民如水赴壑趋势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当时，我国人口急剧增加，可是封建时代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又十分有限，这样，迅速增殖的人口形成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吸收，出现了劳动力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而压迫生产力的现象。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已开发的地区人地不平衡状态日益严重，人地冲突日益尖锐。人口再生产和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失衡本来已经使这些已开发地区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其经济活动所能容纳的限度，而封建生产关系下的剥削体制则又使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分配不均衡，加之饥馑、自然灾害、战乱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局部地区呈现混乱的动荡局面，于是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便充当了缓解内地人口压力的“安全制动阀”。在内地许多地区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大批内地民众不得不另谋他图，到边疆地区寻求生存与发展。另外，到清代的时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经过千百年的缓慢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已具有开发边疆地区、扩大生产空间、更广泛地将各种自然和社会经济资源吸引到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周转中来的客观要求和趋势。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国封建社会内地较发达的经济就会向边疆地区进行墨渍式扩散和辐射式扩散，这样，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便不能不流向边疆地区而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提供劳动资源，呈现出“离心状运动”的趋势。换言之，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产力空间扩张的内在动力导致了边疆与内地之间人口分布不平衡格局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