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边疆开发不平衡性：一个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的考察(7)

　　移民的资金状况对边疆各地区经济开发的速度、效果影响甚钜。总起来说，贫苦农民是清代边疆移民的主体，不过在台湾地区的移民中，有资金者所占比重较诸边疆其它地区要高一些，而且所发挥的作用也要大一些。东北地区的移民起初都几乎一文莫名，逃荒型和谋生型移民居多。史载，张作霖的曾祖张永贵本系直隶河间府大城人，于道光年间“因家无恒产，衣食维艰，遂出关谋生，止于海城。”（注：静庵《张作霖一生的历史》，《时新报》1978年6月1日。）又如，武百祥本系河北省乐亭县何新庄人，因家穷念不起书，十三岁时(1892年)跟随舅父跑关东，在宽城子（长春）一家杂货店做了七年的伙计。该店后遭战祸而倒闭，而哈尔滨当时因沙俄开始修东满铁路而逐渐兴起，许多破产农民、小商贩和生活无着落的人都涌向哈尔滨以求发财。武百祥与一个叫苗二磕巴的人相识，苗说他在哈尔滨有位朋友能帮助办到赌局许可证，武百祥便随身带了一些袜子、腿带等与此人一同步行来哈，住在同发街一家小店等苗二磕巴联系设赌局，因无事遂在住店门前摆地摊，出卖随身所带的货物，不久就销售一空，接着又去长春背回一些小百货摆摊出售。哈尔滨当时时兴怀表，但缺乏表链，武百祥在一家法商表行发现新到了大宗表链，将其全部一次买到，垄断了哈尔滨的表链市场，大获其利。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冬，有些从京奉铁路北来的旅客戴着英式皮帽，人们都对此十分喜爱，却苦于当地无货源，武百祥自己买缝纫机照原样仿做，自产自销，又一次获得丰厚的利润。后来，武百祥成了哈尔滨同记商场的创始人。张永贵、武百祥可以说是东北移民的典型，他们在闯关东时都是身外无长物的赤贫者。的确，内蒙、新疆地区有一些殷富的商业移民，可是他们中有许多人把经营所获的资金通过山西帮票号汇往内地，反而出现资金逆流的回程效应，无助于已开发地区与待开发地区之间经济不平衡的缩小。台湾地区的情况迥然不同。在当时，相当一部分拥有资本而雄心勃勃的“有力者”来到台湾，如在南部则向官府请领垦地，如在北部则与先住民商让垦地，始则自投资本，自行开垦，占地既广乃另招农民扩大再垦范围，结果成了名为垦户的豪族。诸如彰化有施世榜、杨志申，新竹有王世杰，台中有吴洛、张振万、林成祖，台北有林平侯，淡水有胡倬猷、姜秀銮、周邦正，他们“内有数百甲之土地，外则代表几百千之农民”，“其势隆隆，隐然有如小诸侯。”正是这样，除了有少数的例外，台湾豪族控制之风，更甚于大陆。台湾移民中这一部分来自大陆较有资力的冒险人物成了拓垦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民间经济主体比较发达，所以台湾经济开发在有清一代遥遥领先于其它边疆各地区。海南岛与台湾同是我国两大岛屿，称为我国东南双目，但清代海南岛经济开发却远逊于台湾，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错综复杂，移民的资金状况不同即是其中之一。有清一代，海南岛移民达二百一十多万，比明代几乎增加四倍，平均每年都有近万人从大陆入居，然而海南移民自明朝末年以后绝大多数都没有资产，他们在农业上只要是自耕农，就已感到相当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每户耕地面积愈发细分，琼山、文昌、儋州、安定、澄迈、乐会、万州等州县的耕地过去保持着余裕的局面，而到清后期则接近不能再分的界限，因此海南岛的经济开发便陷入一种类稳定均衡状态而不能自拔，发展比较缓慢。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边疆移民在开发过程的资金供求在空间上的配置不平衡态势，必然会衍生出边疆开发结局的差异性。我们并不是说台湾地区的开发中不存在资金饥渴症，只是说它相对于其它地区来说程度要轻微一些。台湾地区的土地开发之所以拓垦一片成功一片，内蒙古地区土地开发之所以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现象比较严重，原因即在于内蒙地区移民对土地投资不足，耕垦多而培壅少，结果在地力耗尽后不得不加以放弃而转到其它地方，台湾地区则土壤肥沃，资金供应也相对充沛，以此台湾地区的经济开发成效比内蒙较为显著不是没有道理的。历史昭示我们：边疆移民在边疆开发过程中资金供求缺口越小，开发效率越佳，反之则不仅开发速度缓慢而且容易导致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短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