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自觉地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换，以扬弃民族文化中不适合文化全球化的消极、落后的东西。
文化全球化是随着现代化在全球的推进、全球现代化的拓展而凸现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还处于现代化的“边缘”或“过程中”，其民族文化在适应“现代化”、体现“现代性”方面还有种种不足与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发展就应在文化全球化中积极自觉地实现向“现代”的转换，这也是一种文化整合。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能否在21世纪获得新生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换。要实现文化的现代转换，必须首先处理好转换的历史向度问题。在文化全球浪潮中，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历史向度的交汇处。前现代的东西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化的步伐；在前现代的影响尚未得到有效清理的时候，后现代的思潮又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来。这三种东西交织在一起，大大增加了文化转换的难度：一方面是文化发展中前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前现代因素是作为一种原始依恋的民族认同……现代因素是与启蒙现代性相联系的‘文明‘传统。二者构成了民族主义内部的基本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是后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后现代因素对现代性的“消解”与“解构”，使得现代性扑朔迷离，很难予以准确把握，因而现代因素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第四，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在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中，对民族文化进行综合创新。
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碰到最高、最直接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实际上，传统虽然形成于过去的时代，但它却有着历史的传承性。传统总是存在在于并借助于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保留在现实生活中。仅仅从符号学、解释学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传承性（即人们需要对过去的文本作出现代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是不够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从分析现实生活入手来理解传统文化，虽然是倒行的，但却要快些。从当代现实的高度来重新考察传统文化，就更容易把握民族精神的文化是怎样从远古的萌芽一步步发展到现今的样态的，更易于把握历史传统中的某种必然性。一切文化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所谓弘扬传统文化，实质上是要弘扬当前的时代精神，促进现代化。
至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我们在前面已作了分析，这里再补充强调一点：一切文化都是某一民族的文化，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文化的发展演变所围绕的中心。所以，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化，不能无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及其现实的需要。张岱年先生指出：“治一切学术者，脑子里应存个民族的观念。学术研究工作，一方面固为求真理，一方面也是为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本国新文化之创建。”在文化引进中，要实现求真理和求本国新文化创建的统一，离不开文化的主体意识。事情往往是这样，我们所希求的，未必是人家所给予的；同样，人家所提供的，也未必是我们所希求的。
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继承传统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目的是为了对民族文化进程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包含着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强调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第二，研究民族文化要立足于民族的实际，要坐在“民族”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应该在民族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分析批判和辩证的综合，建立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第三，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在于创新。冯友兰先生的提法是“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陈寅恪则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引进和创新关系：“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张岱年先生说的更清楚：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所谓创造的综合，即不止于合二者之长而已，却更要根据两方之长加以新的发展，完全成一个新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