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整合
文化全球化进程一方面给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种种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样式，实现新的融合，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所实现的更新与融合，就是一种整合。整合，不是要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抛弃自己的“民族性”，而是要在新的全新文化实践中，在新的文化全球化体系的建构中，提升民族性（特色），体现“世界性”。
关于整合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我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在与世界不同文化主体的合作中，奉献民族特色，促进全球文化新体系的建设。
有的学者，一讲整合就习惯于谈“谁”是整合主体，“谁”整合“谁”？实际上，面对文化化全球化的客观发展，每一民族只有自觉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加强合作，奉献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才能建设好全球文化新体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的创作时，一方面指出：他的作品“充溢着俄国的精神，跳动着俄国的脉搏”，“比较充分地表现出他的俄罗斯民族的力量，正是他的诗歌的民族性”；一方面又说，“你们只要看普希金的一个方面，一个特点：体察全世界性、深谙全人类性、善于对一切作出反应的能力”；以及“对欧洲民族各种迥然不同的精神方面作出反应的才能”；即“能够深刻地领会其中任何一种文学并能够在自己的诗歌中加以体现，能够巧妙地将别国文学特有的神韵和奥妙熔于一炉。”这表明，普希金像莎士比亚、歌德等文学大家一样，不仅是民族文学的伟大代表，也总是积极地处于世界各国文化艺术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之中心，成为“人类中连结一切，调和一切和革新一切的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语）。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长久处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总干线或人类文明的大道之外，袖手旁观，它虽不会遇到什么矛盾和冲突，遇到什么挑战，但它必然要落后，甚至要遇外人欺侮。中国近代文化就是这样。所以，毛泽东于1957年说：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在某一点上有独到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是落后了”；“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
要知道，文化民族性是指那些优秀、进步、健康的东西，决不是指那些落后、消极、过时的东西。至于后者，它们从来都不会作为一种具有生命力和民族特色的东西而保存于民族宝库里。相反，它们迟早都会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更不要说会成为世界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民族性应该有积极和消极的两种，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时代的才越是人类的。文化全球化既然是新时代世界性的文化潮流，民族文化怎能拒斥或袖手旁观呢？
第二，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维系民族文化，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对“全球场”中的文化实现平等、公正的整合目标。
面对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文化整合的有效方法就是积极的维系民族文化，以消除“全球场”中文化发展的不平等、不公正性，保证和实现“全球场”中新文化体系的建设。
维系民族文化，最根本的就是要维护文化主权，反对“文化霸权”。文化主权是指现代民族国家将本民族文化的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所拥有的最高和独立的权利和权威。文化主权所认同的文化观念来自于民族文化传统，它不排斥外来文明，而是要求对外来文化观念的吸收立足于本民族国家的诠释，并有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当前，维护文化主权，首先要形成本民族在文化全球化中的发展战略。早在1970年，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在其《文化战略》一书中就指出，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冷战后，一些西方理论家也在反复论证：谁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家就是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为此，西方国家都在加强文化战略的研究。面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威胁，发展中国家自然不能熟视无睹，应该通过研究，制定出一套既能积极推进本国文化建设，又能同外来文化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战略，这是维护文化主权、保证民族文化顺利发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其次是文化产业的保护和发展问题。文化的全球性发展不光是以文化作品、学术话语、思想观念的形式扩展的，而且是以产业形态来推行的。可以说，西方文化以产业形态对其他弱势国家所强行的“市场准入”，构成了这些国家最大的文化安全问题，维系民族文化的纽带在其剧烈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为此，受文化殖民威胁的国家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困境，必须从整个国家战略的高度，实行产业政策的战略性调整，构建适合于本国的文化产业体系，以形成能够抗衡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