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熹：这是介于政治学与新闻学交集部分的一个命题，不过不能像你这么归结。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什么是新闻？媒体是什么？我们当前社会中媒体的作用是什么？理想的媒体作用是什么？”这四个问题的答案之和。
目前，媒体能做的是在允许的空间里最大限度地做自己能做的事。
记者：《南》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向熹：发展速度。
加入WTO后，我们最担心正（和所有中国报纸一样）靠“滚雪球”发展时，有外来媒体直接空降到我们的目标台阶上。
目前，我们看不到有利于南方周末发展速度加快的条件，相反作用的条件到比比皆是。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们这样从爱护一份优秀的中国报纸、从对中国的新闻业的责任出发考虑问题。
记者：现在境外媒体的电视节目已经在珠江三角洲落地了，随着WTO的推进，相信国外媒体对中国报业也将带来冲击。您觉得这种冲击更多的体现在什么方面，对此，像《南》这样在中国已经是相对成熟的媒体在其中能有什么样的作为？
向熹：严格来说，我觉得冲击只有一个方面：资金。有了资金就可以挖人才，有了人才就可以办好的中国媒体。什么行业都可以老外直接杀进来，唯有媒体不行。如果说中国现有媒体会被谁打败的话，只会被中国能人办的（外国资金作后盾的）媒体打败。
记者：发展速度慢和人才流失似乎是两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那您觉得《南》继续发展壮大的基础和资本是什么？
向熹：如果承认我所分析的中国报业“三分”的理论，那么就可以看出严肃类报纸的空白，这是南方周末的机会。
严肃类报纸目标的实现不易和南方周末的公信力基础是她另一重优势。
目前的报业竞争，使广告或说市场资金对报纸的支配力陡然变大，而重视报纸操守的观念和约束机制远未建立，这将使大量的报纸从短视走向短命。可喜的是南方周末对操守的重视和不为金钱折腰的观念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和新闻前提。
上面说的是虚的，实的还有百万的发行量、优秀的人才培养机制、成熟的的发行网络，以及良性企业动作（其中包括企业收益）、中国最好的报业集团的后盾等等，这些都是南方周末发展的基础。
记者：“深入成就深度”是《南》的宗旨，那您的办报理念是什么？
向熹：1995我们在唱毕业歌、颂“责任与良心”离开南大的时候，理念其实就深植心头了，不过其后，会通过不同的词句表达而已。
记者：您以前一直在一线当记者，现在担任报社领导职务，这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记者经历对您现在从事领导工作有影响吗？
向熹：差别很大，这是记者视野与报人视野、记者职责与报人职责的差别。
如果一个人没有记者经历，我认为他没有资格当主编。
记者：老师说您在南大读书的时候就特别有想法，业务出色，协调能力很强，同时很能发动同学、把大家拧在一起做事。您那时候是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的？
向熹：我希望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大学生活应该和大家没有两样，实在想不起有什么可以自吹的。
记者： 您对自己的未来一直都很明确吗，有没有过彷徨和迷茫？在有困难的时候您是怎么克服的？
向熹：我并不是一直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只是我把时间都给了一些问题，甚至我认为一生的价值也就是能解开自己希望解开的一些问题。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好象都对大城市情有独衷，不怎么愿意和农民打交道。我知道您在刚进《南》的时候本来是跑经济新闻的，可后来为什么突然主动要求去农村部工作？
向熹：1999年，我从经济部去了机动记者组，这主要是想找个空间像自己希望的那样要求自己，像自己希望的那样采写新闻。
记者：您从一个记者和报社领导的角度看，现在新闻专业的同学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您觉得一个好记者最重要的是什么，像我们这些未来的“准记者”应该注意从哪些方面来锻炼自己，提升自己？
向熹：这个问题太大。真诚的说，我觉得新闻专业同学的问题是新闻学科研究的问题，谁回答清了“新闻学应该研究什么？新闻学科的前沿是什么？”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