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使问责制规范化、程序化。我国目前问责制的依据是行政性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比较模糊，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问责往往取决于领导人的意志，被问责的官员往往处于十分消极被动的地位。与此不同，程序性问责的依据是法律性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都非常明确，问责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是否被问责不取决于临时性的行政决策。要使责任政府稳定而有效地运转，就需要从行政性问责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完善责任制度的法律基础，通过程序保障在责任面前人人平等，尽可能减少问责过程中的“丢车保帅”、“替罪羊”问题。
第三，政府透明，政务公开。问责的前提是公开与知情。对人民负责首先意味着让人民知道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如果公众不知情，就无法知道谁对公众负责，谁没有对公众负责，无法追究失职行为。只有政府透明、政务公开，才能把政府及官员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让企图瞒报事故者没有瞒报的制度空间。而立法机关应该是问责的主体。
最后，保障媒体舆论监督职责的实现，把政府的活动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在这项工作中，要让承担“社会守望者”角色的媒体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媒体履行监督职责的主动性和能力，我们并不怀疑，从现实看，有关部门对舆论监督的配合和支持更加重要。
有了公正的评判、明确的职责、法规的保障、透明的政务，再加上媒体警惕的眼睛，问责制的消极效应便可以有望得到消解的。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海洋石油报记者）
注释：
[1]邓元时、李国安主编《政治科学原理》第168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冯惠玲主编《公共危机启示录》第9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