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与“活着”，原本并非一个价值层面上的问题。在中外古典哲学史上，“活着”以及“如何活”，无疑乃是其中的一个曾纠缠和困扰过无数位先哲们的核心问题；而“吃饭”，在他们那里，似乎却并不构成为什么问题。当有人问亚里士多德，他到底与“他者”（the other）之间有什么分别之时，亚氏曾如此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人家活着是为了吃饭，而我吃饭则是为了活着。”也许在今天人们的记忆中曾有过严峻的“吃饭”恐慌吧，于是乎“吃饭”的问题从此便登堂入室，并且被堂而皇之地提升为当下的一门 “哲学”——“吃饭的哲学”（李泽厚先生语）。但其中的问题却是，哲学、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难道真的与吃饭很有关系吗？换言之，在哲学与吃饭之间，又哪一个更重要呢？
今天看来，这一将哲学下降到“吃饭的哲学”之作法，无疑是需要审理和辩护的；而且毋庸讳言，这种审理和辩护，务必将在人们吃过了几顿饱饭之后。这正有如古人之所谓“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的确，如果连“吃饭”这一关乎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问题尚且都搞不定的话，那么哪里还有心思去搞什么哲学呢？然而其中的问题依然是，难道这一切真的应了龚自珍之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一句话了吗？抑或是正应了古人之所谓“秀才文选半饥驱，著书只为稻粱谋”了呢？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不管怎么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将“吃饭”与“哲学”联系在一起，而且“哲学”本身似乎也并不特别关怀什么所谓“吃饭”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的走火入魔（gone mad），也不意味着它只可以活在天上，因而便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众所周知，哲人苏格拉底不是已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了吗？诚然，“吃饭”的问题的确是颇重要的，但在古今中外先哲们的眼里，它似乎又并不那么重要；或至少说，它并不是最重要的。换句话说，从古典哲学的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哲人都将哲学与吃饭联系在一起，而且就吃饭问题而言，它似乎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先哲们的视阈；在他们看来，它根本就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或至少说，它不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哲人斯宾诺莎是凭靠着祖传磨眼镜片的技艺维生的，但终其一生，却并没有不辍劳作地一直磨下去，而是磨磨停停，停停磨磨，只要能够吃得上饭、付得起女主人的房租，索性他就不磨了。他似乎并不特别在意“吃饭”的问题。对他来说，思想无疑乃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他生活中更多不磨的时间，都在用于不停地思索。此外，谁又能说他的生命之作《形而上学批判》是一部有关于“吃饭的哲学”呢？其实他的整个生活节奏，似乎正应了孔子那句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中哲学与思想就相当于“志于道”，乃是其生活和生命中的最高境界，而磨眼镜片以及吃饭等，则不过只是“游于艺”，不过只是玩玩而已；或至少说，他并没有把它太当一回事儿。
与“游于艺”的斯氏比，生活中的苏格拉底，更像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者。没办法，谁让他曾做石匠的父亲留给他那么多遗产呢？惟其如此，他才可以衣食无忧，才可以在雅典的广场之上，游走于民众之间并与他们展开不停的对话。他自然也并不关心什么“吃饭”的问题；否则，他完全可以承继祖先的基业并努力使之做强做大，发扬光大。而他的哲学，也绝不是什么“吃饭的哲学”；否则，希腊哲学史上便不会有著名的“苏格拉底问题”——“苏格拉底之死”了。
“苏格拉底之死”是哲人的问题——而且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却让柏拉图思索了整整一生，甚至于竟没有离开过他所创立的“柏拉图学园”半步。按照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意见，这一“死的光荣”之事件，为其所昭示的，乃是“生的伟大”：哲人如何在城邦/政治（politics）的前提和背景之下，更好地“活着”。也许苏氏临终前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最能支撑施氏的这一基本意见，“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到底谁会更好，只有天知道。”如此看来，施氏的确真正地找到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之思想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