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现行的税制进行一些调整，使之符合保护资源环境的需要。首先应该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如前所述，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少新产品新技术已经出现，其中许多是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的，我们应该及时地把这些纳入征税范围，该调整的也要及时调整，以体现国家的规范目的；第二就是要改革现有的消费税，开征燃油税；第三是应该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第四，对环保产业应该有较为优惠的税收政策，以体现国家的鼓励。 在对现行环境税制进行调整的同时，也可以考虑适当地征收新税，比如可以借鉴瑞典的成功经验征收碳税，含碳物的使用是环境受到污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瑞典针对含碳物含碳量的大小不同征收税率不等的两种碳税，体现了税目精细的特点。还有我们也可以借鉴荷兰征垃圾税的经验，荷兰的垃圾税按人头征，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四．权力格局变化与税制改革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样重要的时代任务。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影响到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又会对税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这一部分里所说的权力格局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对比，二是政治与法律的势力相角，三是行政与市场的功用更替。 1．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对比如何影响税制改革 集权传统国家分权和分权传统国家集权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发展的趋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长期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来说，分权是政治文明的方向。94年的分税制改革有很明显的集权痕迹。比如在“分税”这一问题上，当今世界各国的税收划分主要有三种方式，即划分税种、划分税率和划分税额。其中，“划分税额”是中央和地方对共同的税基以一个税率征收后再在各级政府间划分税额；而“划分税率”则是对同一税基按照中央和地方两种不同的税率进行计征。 在实践上，“划分税率”对地方税收自主权的要求比“划分税额”要高得多，它必须以分级财政体制为基础，地方要有税率的确定权、税收的开征停征权、税收优惠权以及有关本级同源课税[2]的税法解释权等税收权限。 世界各国在税收分享上的做法不一样，比如偏向于集权的中国和德国采用的是划分税额的方式，而偏向于分权的美国和加拿大则采用划分税率的方式。从我国现在的发展趋势看，渐显清晰的分权趋势是税收划分从分税额到分税率的基础。 2． 行政与法律势力划分如何影响税制改革 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我国现在法治建设不断加强的格局对税制改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个方面： 一是税收制度将变得更加稳定。目前我国只有四部税法是法律，其他的都是人大授权立法产生。行政立法不如立法机关正式立法稳定，因为行政立法的成本比较低，效力级次也比较低。因此，行政强势的行政体制下，财政安排很可能以政令的形式迅速地改变，这使得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变得经常化。我国提出“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的首要要求就是“有法可依”，照这个趋势看，我国税制改革的特点有两点可以预见，一是法律形式的高端税法将会增加，二是我国的税制将更加稳定。 二是税权的下放成为可能。因为法治强势的制度下往往有较好的法治传统，国民的守法自觉性强，使得税权的下放（比如某一税种征税权的下放就要考虑到地方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否足以胜任这一税种的征收）成为可能。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公民法制观念的增强，税权的逐步下放是完全可能的。 3． 行政与市场的职能更替如何影响税制改革 一国的经济生活是由行政主导还是由市场主导也会影响到税制安排。行政主导的国家政府承担着更多的职能，为了使财权与事权相适应，也就更有可能成为一个高税国家。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加强，政府正在从社会性领域中淡出，归位于“公共服务”，归位于“服务型政府”，这也使得减税有望。 另外，政府职能的变化也影响到税收来源的方式。企业脱离对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以后更多地是地域分布决定征税部门，而不是行政隶属关系决定征税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