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原则，是我们新闻传播事业大发展的生命所在。可是，在80年代后期，有人对这个重大的原则产生了模糊认识，甚至发生了动摇。有人鼓吹“人民性高于党性”，认为“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会使新闻工作脱离人民”，这是极端荒谬的新闻观点。1989年11月，江泽民明确阐述：“坚持党性原则，也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江泽民对新时期新闻监督如何坚持党性原则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一，要旗帜鲜明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新闻传播工作者“在任何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各级党报要这样，部门和专业性的报纸也要这样”。其二，要有大局意识、全局观念。要服务于大局，宣传好大局，“报实情，讲真话”“要坚持政治家办报，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登什么，不登什么，怎样登，都要从大局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其三，必须正确认识所谓“新闻自由”的实质。他严正指出：“对于一切企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违法新闻活动，不但不能给予自由，而且要依法制裁”。他严肃地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有很强的国家利益观念，严守党、国家、军队的秘密，严守新闻宣传纪律”。其四，要进一步强化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他要求各级党委“要经常研究讨论新闻工作。”“及时向新闻单位通报情况，下达任务，提出要求，并亲自审阅重要社论、评论、新闻稿。”“要和新闻单位的同志一道，研究如何不断提高新闻宣传的水平和效果，把报纸、广播、电视办得有吸引力、感染力，使读者、听众、观众爱读、爱听、爱看。”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他们的新闻监督要坚持党性原则一脉相承，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断贯穿有中国特色的基本理论，在继承中完善，在完善中总结，在总结中发展。这主要集中表现在他们对于开展舆论监督有许多原则性的共同认识。
首先，舆论监督要树立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毛泽东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热讽，则是一种消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他还严肃指出：报纸不能滥用批评，不能乱扣帽子，无限上纲，更不能歪曲事实，无中生有，或被坏人利用。破坏性的批评要严加制止。邓小平认为：“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像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我们有的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摆了出来，没有下文”。江泽民特别强调：“对那些错误的，违法的东西不能不管不问。在大是大非面前，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要坚持原则，提倡什么，允许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他同时还对开展舆论监督，完善监督机制提出了“要讲究职业道德，树立新闻工作者良好形象”的要求，使记者队伍在舆论监督中做到“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培养他们歌颂我们伟大事业的光荣感，敢于同社会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的责任感。
其次，舆论监督要坚持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多次重申舆论监督要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分析原则。1957年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分析，不要片面性。”他指出有些文章不是实事求是、讲真实，看上去“神气十足，但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因此，他奉劝记者头脑要冷静，对待批评监督“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要有冷静的头脑，要做比较”。邓小平一生信奉的是“实事求是”。他经常提到“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决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江泽民则从讲政治的高度论述了舆论监督必须坚持真实性。他说：“新闻的真实性，就是要在新闻工作中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路线。”他还指出：“我们新闻工作的阶级性和党性同新闻的真实性一致。”他认为：“现实生活是复杂的，要找出几个事例来表现某个观点并不难。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尽管这一叶、这一点确实存在，但从总体上看却是背离了真实性。”他要求“不仅要做到所报道的单个事实的真实、准确，尤其是要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实的真式性。” 在市场经济与法制社会中，中国新闻工作者实施舆论监督应该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角色的定位。与之相关的有报道的立场、观点和方式的问题。专业主义要求新闻工作者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如实报道新闻事实，这种态度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时，客观性要求新闻工作者在报道中避免明显的立场，这也是聪明的策略。中立、公正是可信的思想交流形式，因而也是有效的新闻传播方式。立场是人人都有的；但人们未必愿意接受他人的立场。新闻媒介在现代生活中具有整合社会与凝聚人民的作用，它需要与几乎所有的人对话。实践证明，在众说纷纭的民主社会里，“公正”“平等”才是可行的交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