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债项结构与债务投向的不同。近代中国举借的外债主要是军政借款，而非实业借款，而且各个时期也不完全相同。晚清政府时期主要是赔款借款，所赔借款额计79 388万两库平银，占当时外债总额的61％；北洋政府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主要是军政借款，计6．7亿银元，占当时外债总额的43．05％；国民政府时期主要是国防借款(大部分用于抗日战争)，计325 172万银元，占当时外债总额的72．3％。晚清、北洋与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中，也有数量不等的实业外债，且大部分投向铁路建设，这是它们的共同点。而新中国所举借的外债基本上都是实业外债。从中长期债务投向看，1979—1991年，投向交通运输、能源、石油化工、邮电通讯、轻工纺织的占78．4％；2002年，按照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在1 206．53亿美元的中长期外债中，投向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占24．5％，投向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占17．89％，投向采矿业的占9．39％，投向制造业的占5．85％，投向建筑业的占5．76％，等等。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在21世纪的头几年较之20世纪90年代又得到了加强。
四
中國近代外債史事表明，它不只是涉及國際信貸的一項經濟事務；而是廣泛深入牽及當年我國外交、政治以至軍事等政務，和資本主義強國謀華戰略及遠東國際關係。我們的工作既在再現這樁史事，首先就該緣借款來由、成債經過的來龍去脈，先细作梳理，然后作綜合的全面的研究，以利於對這一史事能有較全面深入的認識。
中國近代外債畢竟是構成同时期財政經濟問題的一個局部，屬於經濟史這一學科領域。在據經濟史這一學科的特點來研究的前提下，似宜再作雙向開展：一、側重從歷史學的角度來求索；二、側重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就個人興趣說，偏向於後者，只是學殖疏淺，深感掌握為難。
中國近代對外借款議成債務的達幾百件；還有雖有過議論、磋商以及虽經談成立有文書，由于種種原因終未構成債務的，估計至少也有上百起。我總想：這些事項雖然未終成債務關係，卻也是對外借款史事中曾經有過的事情。研究中国近代外债這個課題，自然該以已成債的事項為主、為重，但也不宜完全無视雖未成事實但有過的活動。取此為輔，與為主的相配，既較全面，也许更能有助于揭出歷史現實的底蘊。
一筆借款在貸方之所以能夠出貸，自然緣於它有此實力，即擁有的資本有了餘裕以至『過剩』；結合中國債史，卻不盡然。俄國情况已述如上。與之類似，日本經過甲午年發動的對華侵略戰爭一躍成為『帝國主義的候補國』，其整體國力經濟實力與先進資國主義國家比較還差得很遠；还經常應國內需要之急，向它國借款。它在同一时间内一方向其它國家借款，另一方面爭向中國貸款。雖然，它不是像俄國那樣直接轉貸，鑒於這些史例，說明有了『過剩』资本乃有輸出資本的急迫需要，這是真理，但不能竟成『先驗』似的用此作說明，重要的在於結合實際作具體分析；能這樣，對貸者之爭借款利益的時機和目的有可能獲得更切實的認識。
外資通過借貸關係而流入勢必對其國內經濟政治生活產生作用和影響。所以能起這種效應的資金，只限於真實流入的部分。中國近代的借款、債務 量，並不等同於真實流入這麼多的資金。很明顯，債務化的庚子賠款哪 有一分一毫資金的輸入，只能有如此一筆資金加上相应的利息從國內的流出；為償甲午戰 争的對日賠款，轉向英俄等四國借了三筆大債；借款一提到轉手就在倫敦 交給日本了，除了極少的尾數外，都從未流進國內過。此外中國近代所議成的數百筆借款中，存在着並無現貨流入的空頭借款。這些借 款有借新債還舊債的（其中包括借成新債交割時強被扣除部分償還舊 欠），有把積欠的利息轉成一筆新債的；還有以匯兌上的差額補成一筆，如1905成立的《鎊虧借款》英金l00万磅……所有這些，說到底在借方都 是金貨的純輸出。它在外債總額中，佔了相當大的比重。在 论述外資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應該予以釐清這個出入。輸入有影響，输出同有影響，但是這兩種是截然不同的影響。恕我冒昧，就我聞見所及，某些論述外資的論著，在這一層上頗多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