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政制；資本主義列強繼續謀求控制中國的發展方向。民國臨時政府初意為『善』辛亥革命之『後』舉借一筆鉅款，國際銀團謀獨攬此項，接過善後的旗幟，相對於此詞在英文上改用Reorganization；露骨地企圖以此貸款為槓桿，重新組織中國向着它們所想要的方向發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美列強捲入歐洲戰場，日本認為這是實現其稱霸『東洋』的『天佑良機』，除了頻繁採取、交互兼施軍事的、外交的手段，提供貸款一着也被認為必要且有效的一着。寺內內閣(1916年10月一1918年9月)挾制北洋政府接受的一系列借款，即習稱的『西原借款』，就是該內閣陰懷『夜叉心腸』，出以『菩薩面孔』的結果。寺內卸任後對此項借款作了自我評述：『本人在任期間借與中國之款，三倍於從前之數；實際上扶植日本在中國之權利，何止於十倍於二十一條。寺內作此語原為自我辯護，不管他是否含有自誇、比较是否恰切，但於中可以看出一點：他在這一期間是把貸款的作用與外交、軍事手段同等看待，不分彼此，只是因應時宜，認為是否更有效的區別。
日本在一戰時圖謀實現其最終征服中國的總戰略，而所採取的着着活動，一直遭到其它強國的嫉視。還在這次大戰將結束而尚未結束時，美國出頭，提出重新組織國際銀行團的建議，英法當即贊同，日本則極不情願而在形勢所逼下最後決定有條件的參加。四國之間經幾年談判交涉，最後達成妥協，一個旨在按各成員國的外交政策行事，竭力獨攬中國貸款(後規定實業借款除外)的新四國銀團於1919年成立了；並旋成為在經濟方面貫徹執行『華盛頓會議體制』的一個執行機構。然而，四國雖然原設想聯繫在一起的利益會比它們間互相競爭、分離的利益來得大，但在組成一體後，儘管商定了行事規則，並不意味着它即擁有統一的政策。它們在所面臨的各個問題上，經常不能一致；相反，每多衝突。結果新銀行團雖謀定獨揽中國貸款並制定多個方案計劃，還多次派人來華活動，都沒有轉化現實。
時栘勢易，經過1929年經濟大危機的資本主義列強為謀把過剩商品傾銷國外，再次認定中國是一大市場，企圖以對華提供貸款使具有購買的實際能力，並作了試探。過不久東西方法西斯勢力挑起戰爭。歐美諸國首先為其國家利益謀，需要支持中國；乃在貸款上，改具善意，不取作一種侵害中國的手段。
总之，我国利用外债外资投向经济急需的行业与部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为我国社会经济建没提供了资金，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有效地调整了产业结构，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上实现了飞跃，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2万亿元人民币，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8万亿元人民币，全社会金融资产近36万亿元人民币，全国总资本流量则已超过30万亿元，经济总量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排名已跃升到第6位。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继续引进外资、举借外债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的联系和区别
外债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使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产物，也是金融国际化的一种表现，最早产生于西方。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此，中国走上由无债、借债到依赖外债的道路，此后历届政府均向外借款。据粗略统汁，清政府举借了210项外债，总额相当于18亿银元；北洋政府(包括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约633项，债务总额达15．56亿银元；国民政府共举借外债85项，债务总额约28亿银元；新中国外债除20世纪50年代的债项与债额有统计外，新时期的外债尚无统一的统计数字。近代中国外债与新中国外债尽管举借的背景、目的不同，但是举借外债可以引进资本、技术、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则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