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积”，便意味着数量关系。善积得越多，升仙的位越高，故称：“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这千二百善中，“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47] 因此，积善与除恶务尽紧密相关，作一恶事，前功尽弃。尽管成仙以服金丹大药为要，但若“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48] 应当积累的最根本的德行是什么？《抱朴子内篇·对俗》引《玉钤经中篇》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忠孝”、“仁信”为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以此作为求仙的“本”，这就大大缓解了仙与圣之间的冲突。我们知道，儒家的“忠孝”等伦理范畴，体现了中国宗法社会的群体性，是对宗法血缘社会伦常秩序的维护。而修仙了道皆竟是个体的事，是自利的，与群体共存的道德原则相脱节，由此惹来不少责难，这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载甚多，显示出当时社会对个体修仙者的道德压力。这种群体与个体、利他与自利的矛盾自《太平经》以来便试图加以克服，以跳出为宗法社会所指斥的困境，克服矛盾的关节点就是将忠孝仁义等共存道德组合到成仙了道中去，甚至作为升仙的先行条件。这样一来，求仙的个体存在倾向与尽忠尽孝的群体共存意识就有机结合起来，仙与圣融为一体，构成从《太平经》到《抱朴子内篇》的道教生命伦理学。这种仙圣两位一体的生命伦理学对后世道教影响甚大，后来很多道徒对此作了模式化认同。如陆修静《道门科略》称：“上德神仙，中德倍寿，下德延年”，并称：“若救治天下万姓，扶危济弱，能度三命”，将济世美德与生命问题的解决相联系，且划分了上中下三个等级。又如施肩吾《西山群仙会真记·养寿》说：“善养寿者，以法修其内，以理验其外”。所谓“以法修其内”是指道教的“闭精养气，安魂清神，形神俱妙，与天地齐年”。所谓“以理验其外”是指儒家的“孝于家，忠于国，顺于上，悯于下”。合起来叫做“内外齐成”，亦即儒道兼修，长生可成。由此可见，汉魏道教的生命伦理观经葛洪阐扬，在历史中积淀下来，成为道教解决生命问题的模式。
葛洪的生命政治观也和汉代道教哲学一样，主张身国同治，治身身长寿，治国国太平。他阐述了“道”的治身治国功能：“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能令七政遵度，二气告和，四时不失寒燠之节，风雨不为暴物之灾，玉烛表升平之征，澄醴彰德洽之符，……疫疠不流，祸乱不作，堑垒不设，干戈不用，不议而当，不约而信，不结而固，不谋而成，不赏而劝，不罚而肃，不求而得，不禁而止，处上而人不以为重，居前而人不以为患，号未发而风移，令未施而俗易，此盖道之治世也。”[49] 在一般人眼里，长生之道不过是“小道耳”，“不足算”，但在葛洪看来，“道”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岂唯养生之事而已”，同样可以“为国”，可以“治世”。道的这种“内以治身，外以为国”的内外两种功能，都遵循“无为而化美”的规则，使得岁时有序，天下升平，“祸乱不作”，人民身体安康，“疫疠不流”。因此，对于道的这两种角色功能，“长才者兼而修之”，“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50] 这也就是葛洪理想的人生境界。
与其对道本儒末的评价相一致，葛洪把治身放在先于治国的地位，他的理由是：“ 凡人之所汲汲者，势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虽高官重权，金玉成山，妍艳万计，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营长生之事，长生定可以任意。”[51] 这是针对俗人心理，纯粹从功利角度考虑治身与治国的先后缓急，以此证明长生之道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可见葛洪的生命政治观首先解决人的生命存在问题，以此为出发点，推而广之，处理社会政治问题；治身的目的是长生不老，治国的目的是长治久安，天下太平。
结合前述葛洪的生平事迹，可以发现他的人生哲学与其人生际遇有关，也和当时士大夫流行的人生价值取向相一致。葛洪人生观的形成是由儒而入道，最终立足于道，其人生哲学总的表征是《庄子·天下篇》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葛洪实践的内圣外王之道和儒家讲求的内圣外王之学表面上有相似之处，如都抱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都选择内圣外王作为生活方式，但其内在含义却颇不相似。儒家内圣外王学发端于孟子。孔子虽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之类的话头[52]，那不过是讲行藏出处随遇而安，由命运设定。孟子则提出“兼济”与“独善”的理想人生模式，宣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53]“达”就是“得志”，可以实现治平天下的抱负；“穷”就是“不得志”，只好独自修身；前者是外王，后者是内圣。从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看，是将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即以外王为基本的处世态度，外王失意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一一内圣，不得不以独善其身弥补失落感，一旦有机遇，立刻进而建功立业。这显然是以外王为本位，且修身的功夫是培养道德情操。葛洪与此不同，他是把自我价值摆在社会价值之前，即以内圣为基本的人生意义，然后辅之以外王，这是以内圣为本位。且葛洪的内圣之道主要是修炼神仙长生，又加上儒家的道德修养。他与玄学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也不同。玄学的内圣外王已非纯儒家意义上的，其内圣之学除了儒家的修身还有道家的养生功夫等。葛洪与玄学的差异在于其内圣的核心是神仙不死而不仅仅是养生，这是道教与道家的根本区别所在。葛洪曾以“千金”为喻表明他的人生价值取向：“世之谓一言之善，贵于千金然，盖亦军国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于告人以长生之诀，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则奚徒千金而已乎？设使有困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谓之为宏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经，飞九丹，水金玉，则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黄老之德，固无量矣”。[54]“军国得失”诚然“贵于千金”，但生命的价值更高，能令人不死，功德“无量”，他的人生价值观就这样体现于对“仙”和“圣”的估价中。总之，行善升仙，“得道匡世”，是葛洪超越人生困境的理想生活方式，是其所认为的人生意义之所在，是其人生哲学的基本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