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说道本儒末呢？葛洪的理由是：“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以为阴阳之术，众于忌讳，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不可遍循；法者严而少恩，伤破仁义。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 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但黄老执其本，儒墨治其末耳。”[40] 引《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证明“道家之教”兼各家之长，“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从而确定以道为本的地位。从议论“道”的角度看，黄老抓住了“本”，儒家不过“治其末”，因而道本儒末成立。在葛洪那里，道儒的矛盾关系中，显然道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生当以修仙为主，但又不废外用世事，象黄帝一样仙圣两全。
在给道儒地位的先后本末定格以后，葛洪又详细比较道儒的差异：“夫升降俯仰之教，盘旋三千之仪，攻守进取之术，轻身重义之节，欢忧礼乐之事，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外物弃智，涤荡机变，忘富逸贵，杜遏劝沮，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道家之业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爱者势利也，道家所宝者无欲也。儒者汲汲于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独善。儒者所讲者，相研之簿领也。道家所习者，遣情之教戒也。”[41] 通过比较，得出的结论依然是：“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所以为百家之君长，仁义之祖宗也……。”[42]
比较起来，道优越于儒，道为“君长”、“祖宗”，理所当然。葛洪确立道为本为先的地位，并非是要抛弃儒家，他并未完全否定儒家在人生中的价值，只不过将此种价值放在人生目标的次要地位。在他看来，道与儒的位置摆顺了，人生的本末才不致倒置，先后才不会错位，这样的人生路向才不是迷失的。当时社会上一般人多以儒家思想作为“立身举动之准绳”，尊儒毁道，葛洪对此进行了价值重估，把道本儒末作为其安身立命的准绳。
道与儒在人生中的价值比重一经确定，葛洪便设法调合仙与圣的矛盾，向世人说明二者并无根本冲突，完全可以合为一体。就拿儒家最为重视的孝道来说，有人疑问修仙之士“背俗弃世，烝尝之礼，莫之修奉，先鬼有知 ，其不饿乎！”葛洪释疑说：“身体不伤，谓之终孝，况得仙道，长生久视，天地相毕，过于受全归完，不亦远乎？”果真能登仙，“先鬼有知，将蒙我荣”，也是光宗耀祖的事。再说“得道之高，莫过伯阳。伯阳有子名宗，仕魏为将军，有功封于段干”。而且“今之学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祭祀之事，何缘便绝！”[43] 经他这样一解释，祖先崇拜与神仙信仰的矛盾便冰消雪化，道与儒水乳交融。
为了调解仙圣矛盾，葛洪还主张道与儒并重兼用，不可偏废。他说：“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养性者，道之余也；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后，则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44] 这就是葛洪道儒合一的理想人格，而其心目中此种人格的榜样，便是他那“明五经、知仙道”的老师郑隐。[45]
道儒合一的人生观还体现在葛洪的生命伦理观和政治思想中，这也是他对汉代道教生命伦理观和政治观的继承发展。[46] 他的生命伦理观和汉代道教哲学一样，是道儒结合的产儿，主张修长生之道必须同时解决积善立功的问题。《抱朴子内篇·微旨》引《易内戒》、《赤松子经》及《河图记命符》说：“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算减则人贫耗疾病，屡逢忧患，算尽则人死，诸应夺算者有数百事，不可具论。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于理当有精神，有精神则宜赏善而罚恶，但其体大而网疏，不必机发而响应耳。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必须积累善行，建立功德，具备慈善为怀、助人为乐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精神”的天才会福佑你，升仙才可望。否则，如多行不义，罪过深重，不但不能成仙，反为天地司过之神“夺算”，减去你的阳寿。不要以为作了恶事无人知晓，你身中的“三尸”神，还有灶神都在暗中监视你的一举一动，于特定的时日向上天密告你的“罪状”，于是你的生命便在不知不觉中为天地神灵所“夺”。积善长生成仙，积恶寿命减损，这就是葛洪生命伦理观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