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的人生哲学就诞生于这样的时代思潮中。此外，葛洪的人生哲学对道家思想采取了批评与吸取的态度。葛洪批评道家，除了从刑法角度，[27] 主要还是站在神仙家立场上指责道家尤其是庄子的生命观。《抱朴子内篇·释滞》抨击说：“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 或复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又《勤求》批评“俗人见庄周有大梦之喻，因复竟共张齐死生之论”，并认为“庄周贵于摇尾途中，不为被网之龟，被绣之牛，饿而求粟于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齐死生也”。激烈攻讦庄子的齐死生说，认为其与神仙长生大相径庭。对于老子，他一方面说：“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按者也”。[28] 另一方面又赞赏“老子以长生久视为业”。[29] 只要讲长生不死，他便引为同道，反之，即便是道教经书也予以攻击。《勤求》就称；“昔者之著道书多矣，莫不务广浮巧之言，以崇玄虚之旨，未有究论长生之阶径，箴砭为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抱怨道书没有“究论长生”，只是讲些“浮巧之言”。
葛洪一面批评老庄，一面又直接引用或改造道家的思想范畴。《至理》引《道德经》“涤除玄览，守雌抱一，专气致柔”讲修仙养性。《地真》引老子“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以解释仙经所谓“一”。《辨问》引庄子“盗有圣人之道五”说明其“圣”的含义。[30]《抱朴子内篇》所讲“玄”、“道”、“一”都是取自老子的思想范畴，但又加以改造，赋予了其人生理想的内容。葛洪还将老子神仙化[31]，认为老子是“得道之尤精者，非异类”，老子“恬淡无欲，专以长生为务”，乃学而得仙的典范。[32] 可见，葛洪对道家思想采取了求同去异、加工改造的方法，以此作为构建其人生哲学的原料。
二、佐时修仙的人生哲学
葛洪的人生理想并非纯粹栖遁山林，隐修神仙，他没有忘记建功立业，平治天下。他主张在现世活动中获得精神解脱与肉体飞升，亦即既经时济世，又超凡入仙，所以他说：“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净也”。并且赞同这样的观点：“上士得道于三军，中士得道于都市，下士得道于山林”。[33] 神仙之道无所不在，期待那些好道之士去修炼，用不着一定要离开人群躲进深山，用不着逃避世事“专修道德”，这方面古之得道者便是楷模：“昔黄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举；彭祖为大夫八百年，然后西适流沙；伯阳为柱史，宁封为陶正，方回为闾士，吕望为太师，仇生仕于殷，马丹官于晋，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执笏于宋康，常生降志于执鞭，庄公藏器于小吏，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于朝隐”。[34] 既然如此，又“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只有做到“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才能算是“上士”。[35] 这样既能“佐时”，又能“轻举”的上士，便是葛洪心目中理想的修仙者形象，也是他追求的最完美的人生价值目标。
然而，学仙之士毕竟有“独洁其身而忘大伦之乱，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的嫌疑，[36] 道与儒、仙与圣的矛盾明眼人已经发现，且追问葛洪：“圣明御世，唯贤是宝，而学仙之士，不肯进宦，人皆修道，谁复佐政事哉？”[37] 看来，葛洪要实现其理想的人生追求，儒道互补，仙圣双修，就必须对儒道关系作出合理解释，才能令人信服。他是怎样解释的呢？换言之，他是如何调解仙与圣的矛盾呢？
他把二者关系规定为道先儒后、道本儒末。为什么说道在儒之前？他认为：“ 夫体道以匠物，宝德以长生者，黄老是也。黄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升仙，则未可谓之后于尧舜也。老子既兼综礼教，而又久视，则未可谓之为减周孔也。故仲尼有窃比之叹，未闻有疵毁之辞，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门，修儒墨而毁道家，何异子孙而骂詈祖考哉？是不识其所自来，亦已甚矣。”[38] 黄老既能治世又能长生，比尧舜周孔更全面，且孔子曾问礼于老子，称老子“犹龙”，这都表明道在儒先，“侏儒”不知，毁谤道家，实在是数典忘祖。此即葛洪以道为先的理由之一。他褒奖史迁，批评班固说：“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中。”[39] 这一褒一贬，便透示出葛洪道先儒后的鲜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