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传《春秋》本为鲁国编年体史书。据史家研究,春秋之时各诸侯国都有专门的史官记载本国和天下大事,也都有名为《春秋》的史书④。后来鲁国的《春秋》一枝独秀,其余各国的史书则湮没无闻。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直接相关,可以说就是这一工程的结果。古人自“《春秋》三传”和《孟子》以降大都以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怀疑者,例如刘知己和王安石,只是极个别的情况;时至今日依然有持此论者⑤。古人比较持平的观点是认为此书乃孔子在鲁国史书基础上加工而成。例如杜预的见解颇具代表性,其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册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志,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删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用旧史。”①按杜氏之意,孔子尝依据鲁国原有史书删定为传世的《春秋》一书。孔子所做的除了“考其真伪”之外,主要是按照周代礼制而赋予历史的叙事以价值的评判,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所谓“正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杜氏的说法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些学者,例如所谓“古史辨派”,对此书持否定态度。认为它的确是“断烂朝报”或“流水帐簿”,钱玄同说:“实际上说,‘六经’之中最不成东西的是《春秋》。但《春秋》因为经孟柯氏特别表彰,所以二千年中,除了刘知己外,没有人敢对它怀疑的。”②但是现代学界大都持与杜预相近的看法,认为《春秋》本为鲁国史书,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后来经过孔子或孔门弟子的整理,成为儒家经典之一。例如梅思平指出:《春秋》一书本是朝报(政府公报),其特点是严格依据传统形式,有尊王之名义,故孔子喜之,于是有所整理删削,以寄托其政治思想。③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亦有相近的论述。这应该是比较有道理的观点。当然,未经孔子或其弟子整理过的《春秋》我们是无法看到了,所以这种说法也只能是一种合理的推测判断。它之所以是合理的,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孟子“孔子作《春秋》”的说法。孟子去孔子不过百年,他的说法当然不会毫无根据。盖《春秋》虽非孔子始作,他必定经过很大程度的删削修饰,所以孟子才以“作”称之。孔子的“作”事实上乃是对《春秋》记载的史实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重新写过,从而使之成为表达儒家乌托邦精神的文本———这正是儒家话语建构工程的开始,也是其基本方式。《春秋》作为鲁国的史书原本就必然含有较多的西周意识形态④,因为鲁国作为周公的封地一直是周代文化典籍与典章制度保存的最为完善的诸侯国。而西周的意识形态恰恰是儒家心向往之的。其核心便是“尊王攘夷”四字。孟子和后来的公羊家们之所以把《春秋》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原因也在这里。
孟子对于《春秋》的意义是推崇备至的。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成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⑤赵岐注云:“世衰道微,周衰之时也。孔子惧王道遂灭,故作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事也。知我者,谓我正王纲也;罪我者,谓时人见弹贬者。言孔子以春秋拨乱也”⑥。朱熹注引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①观孟子之论与后人的理解,我们可以对《春秋》作为先秦儒家话语建构工程之组成部分的重要作用进行扼要阐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