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户均人口最多为21.5人，最少为6.8人，总数约871户，约8761人，户均约10人。
宋太宗时另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留有户口资料。雍熙北伐后，将伐辽所得云、应、寰、朔4州降民迁往京西河南府、许州、 汝州等地，"徒者凡八千二百三十六户，七万八千二百六十二口，及牛羊驼马四十余万头"（注：《长编》卷27，雍熙三年七月壬午。）。户均9.5人。
境外的户均人口，对北方户均人口有重要参考价值；而内迁之后，便成为宋朝的户口了。
其三，赈济时的户均人口。
《宋朝事实类苑》卷8引《魏王别录》载：庆历八年， 河北发生大水灾，韩琦竭力营救赈济。次年朝廷下诏嘉奖说："河北都转运司奏，去年河北艰食，人户流亡，卿多方擘画，全活人命及七百万，并归本业。"《韩魏公集》卷13《家传》所载略同，只是数字比较含糊："全活人命及五七百万。"当时河北户数，据欧阳修庆历五年言为705700户（注：《欧阳修全集·河北奏草》卷下《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 若以700万人计，户均约9.9人；若取"五七百万"之中数600万人计， 户均约8.5人。实际上，受灾人口不可能是河北总人口， 也即河北人口及户均人口很可能比上述数字多些。
宋真宗天禧四年，京西襄州发生饥荒。知州夏竦"全活四十六万余口"（注：《华阳集》卷35《夏文庄公竦神道碑》）。当时襄州户数史缺记载，需借用志书数字推算。 据《太平寰宇记》记载， 襄州有26892户；据《元丰九域志》，襄州户数为93027。《太平寰宇记》所载为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980～989年）情况，取其中断为984 年；《元丰九域志》成书于元丰三年，所用资料应是元丰二年（1079年）的数据。按两书相距约95年计，95年间增长约66135户，平均增长696户，以《太平寰宇记》户数为准，加上至天禧四年（1020年）约36年的增长数25056户，约为51948户。户均约8.8人。
陕西有两个数字，但户均人口差距很大，现提出来仅供参考。宋仁宗庆历三年冬陕西大旱，韩琦"选官分诣州县发省仓赈之，奏差提点刑狱许宗寿专切往来提举蒲、华、同三州，所活凡二百五十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数称是"（注：《长编》卷145， 庆历三年十二月末；《太平治迹统类》卷9《仁宗诸臣谋国远略》；《韩魏公集》卷13 《家传》 。）。 也即蒲州（后改为河中府）、 华州、 同州有人口至少2542537人。其户数仍需推算。据《太平寰宇记》，三州共70091户；据《元丰九域志》，三州共214647户。约59年间增加144556户，年均增加1521户。以《太平寰宇记》载数为基数，加上至庆历三年（1043年）凡59年间增加的约89739户，三州户数约159830户。如此看来，庆历三年三州户均约15.9人。此数似嫌过多，疑"二百五十四万"为一百五十四万之误，若然，其户均为9.6人。另有资料表明， 陕西居民家庭不少人口众多者。宋神宗元丰五年，秦凤路提举保甲司曾披露说："本路义勇并改为保甲，其间多有一家男夫五人以上成丁者。"（注：《长编》卷324，元丰五年三月丁酉。）如此，则一家男丁加上老稚男人和至少3位妇女，其户口则多有10人左右者。
另一数据与前大不相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知邓州张知白报告："陕西流民相续入境，有欲还本贯而无路粮者，臣诱劝豪民出粟数千斛，计口给之，以半月为准。凡就路总二千三百家，万二百余口。"（注：《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壬子；《宋会要·食货》57之5。）户均4.4口。同样是灾民，与上述陕西数字差距太远；同样是流民，与前文河北流民的数字也有距离。在整个北方地区户均人口及推论的户均人口背景对比下，户均4.4人似嫌偏低。 如果这条史料本身无误，那么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这批流民并非都是全家出逃或返乡。
以上除陕西数字不明确外，大致可以说，北方户均约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