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的事实告诉我们，十几年来，主流法学刊物还是刊载了一定数量的人大学方面的论文，尽管其数量在整个法学知识体系中显得很微薄，但由于一些论文紧密结合我国重要的立法、监督、司法实践的需要，有些问题关涉比较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法律制度健全问题，文中的阐述颇具理论深度，不乏真知灼见和重要价值，因而，法学界对人大学理论基础的积累仍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所以，在法学界的“遗忘”，是知识产出量的偏低以及重要学科地位的有待提高意义上的，而非实质上的“遗忘”。随着政治文明与法制建设的推进，我们理应对法学界有更多的期待。法学学者们对人大学不断的理论探索与贡献，亦将我们对于人大学的种种固有认识不断潜移默化地重新阐释。
二、人大学知识传统的维系
尽管学界已经有过关于“人大学”这个提法，但直到今天，仍有不少法学和政治学学者们不假思索混用“人大学”或“人大制度学”，抑或“人大制度研究”或“人大研究”等概念，在一些学术刊物登载这方面文章的内容表述中或其归属栏目尤为常见。若不厘清这些概念的含义，很容易出现理论上的模糊或混乱，不利于学科的科学建设。
“因为政治学从它的萌芽阶段起，就一直是以国家的起源、性质、职能、目的、组织形式以及治国的方略，也就是进行统治的方式方法等为研究对象的”[12]，很显然，人大学诞生的萌芽始于政治学并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共识⑨。笔者亦赞同这一点。但是，“新中国的法律传统与共产党的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连，形成了政法不分、互相配合的政法传统” [1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的宣传口号⑩，通过长期的政治以及普法宣传教育，中国民众已服膺于“政治制度”之概念的集体记忆与心理，这些对人大学研究仍然影响深远。
关于人大学的研究对象，专家学者们普遍持这样的相近看法：如程湘清先生认为，“人大学实质上应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学，或者也可以叫中国政体学，是关于同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相适应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学说。”[14]浦兴祖教授认为，“人大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整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制度’”，“称‘人大制度学’比称‘人大学’更明确，全称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学’”。[15]王清秀先生还撰写了专著《人大制度学》，并定义这种概念为“是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质及其产生和发展规律性的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16]P1他们的观点，从字面上看，基本上是正确的（至少符合前述那种传统与话语逻辑）。但很少有学者反思其中的“制度”其实还是一种重要的法律现象与法律制度。今天，国家意欲实现法律制度转型，转型的国家权力法理型“治理”○11——依法或依宪治国的逻辑来调控、规范国家权力——与抽象性质的政治手段发生了冲突○12，同样导致了人大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陷入困境（至少请再反思下为什么会被一些法学主流学术刊物与学者们所“遗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特别关注所被“忽略”的——“法律制度”。
我们姑且不论以往学者们是否“误读”了人大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就已经包含了“法律制度”，因为前面已经揭示这种理解的特殊语境。单就字面意思去理解，《现代汉语词典》释“制度”义为：“一定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或“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17]P1622很显然，“制度”不但指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引申理解，其实还暗合了规则之规则——法律制度。所以，若忽略了把宪法以及人大法及法律制度归纳于一个体系之中来认识，则是不完整的（当然并不是说任何制度都要包含法律制度）。从专家学者们的具体理解来看，其“五点”概括很有代表性和普遍性○13，他们主要从我国宪法的“总纲”里抽取出来的条文及其精神混同为“人大制度”并作为人大学的研究对象。其实，这样并未道明“人大制度”涵盖人大法规范与法律关系，即便笼统地说已被涵盖了，笔者以为仍然是不全面的理解。因为“制度”概念的表意很宽泛和不确定，在政法传统影响下的民众集体记忆与心理，很容易习惯性地理解人大学研究的就只有政治制度，其实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在很多时候与方面并不能混同或绝对等同起来研究。○14贺卫方教授曾说：“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的议员中法律人比例动辄过半，当然不是偶然的。制定法律、解释法律的机构，行使权力者却基本上不懂法律，一国法治的建设是无法上轨道的”，[19]反思其背后的因素，其实也与对人大制度之“法律制度”意识淡薄和制度安排的法律性欠缺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