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关的法律调查显示，村委会非常清楚其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在村委会的调查问卷中，认为村委在贯彻国家法律法规的过程中作用很大的占了90％，作用一般占10％，作用很小和无用的没有；认为村干部经常进行法律学习的占80％，一般的占20％，没有人选择较少和基本没有；当村民发生矛盾纠纷时，选择依法律规定的方式解决占60％。有意思是对于这一选项没有像前两个那样的一致，有人进行了重复选择，因而选择与村里有威望的人协调解决同时占了50％。3从这一数据来看，村委会对自己的地位和法律在乡村管理中的作用是明确的，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当对外作为一个问题来回答时，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标准的答案。但是当涉及到解决实际问题时，就不象回答问题那么容易了，这也是第三个问题没有第一和第二个问题那么一致的原因。他们所接受的知识让他们知道法律应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但实际操作中可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因而他们一方面选择了法律，另一方面则做了保留，使正确的知识和实际的操作处于两个不同的层面。 在姑娘户案件中，村委会则以自己的方式阻碍了国家法的运行。如果问村委会及村民是否知道男女平等，获得否定答案的机会可能不多，但实际的做法却正好与正确的答案相反，并且作为一个现象广泛存在。国家法律在这方面产生的困难并不在于权利受到侵害的村民没有法律观念，他们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法律却无法实现它给村民所提供的法律预期。因为法治意味着限权，限权意味着权力的边界，在有关姑娘户的问题中，村委会拥有的是自治权，姑娘户拥有的是平等权，而法院所拥有的是司法权。司法权作为一种公权力有一种边界，平等权作为一种个人权利当它受到侵害以后只能由公权力进行保护，而自治权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就是其具有公权力不可介入的自治意志，法院在此类案件中无权直接指示或要求村民委员会对土地或财产进行如何分配，审判的结果通常是法院只能撤销村民委员会的决议，或指定村民委员会另行作出决议。在这种情况下，村委会就以合法的方式阻碍了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运行。
“某些边缘法学不是以某一科学方法为基础，而是由多种科学方法‘化合’而成一套新的方法”。[25]P229人大学也属于这类方法特征的边缘法学的一个分支（法政治学下面的分支）。其研究方法不是单一的，它不但要借鉴法学或政治学这样传统意义上的学科的方法，还需要借鉴其它各个部门法学、边缘法学的理论来提高本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综合性、分析性，以有利于“反哺”（指导）部门法的实践与部门法学——而这点常常被人大学学者们所忽略。这种关系，犹如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各部门法均以此为中心和根据的情境类似，不过主体却是一个“活的”宪法的“人格化”——以人大机构及人大代表为载体。意识到这些并努力往这方面完善，则希冀（或许是“理想图景”式的憧憬）人大学知识的研究者（学者、人大机构内的专家）与接受者（人大代表们）在不远的将来能具备这样的能力：敏锐察觉哪些部门法及其实践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哪些部门法学基本理论基础与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相矛盾（根本法意义上的宪法学），以及该如何使它们不偏离宪法的原意。
然而，比较现实的问题是，对西方议会知识和西方学术思想有较深的造诣的中国人大学学者凤毛麟角。我国的一些部门法学和其他边缘法学，如法理学（法哲学）、法律社会学、法经济学等，受到了“西法东渐”意义上的学术思想以及话语借鉴很深，一些西方学者的名字以及论著频现于我国一些法学刊物的论文中且常常是旁征博引地考辨和论述。这种现象自然有些学者推崇，也有些学者不以为然。诚然，法学非法律，不必如法律那样可以移植，因此不必刻意与西方接轨和对话，但要根据该学科的发展情境需要来理解才是妥当的。○20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代议制民主传统以及近现代学术人文熏陶的国家，不了解西方议会的精义、源流及其学术思想，不了解西方学术人文著述及其研究方法，片面性地追求“经世致用”，即便能解决时下的问题又如何？请再反思——当前中国人大学的研究，实在太偏重于实务和现象层面，缺乏理论深度，学术人文底蕴的著述甚少，与法学研究的主流或权威中心渐行渐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学科的发展。其实，我国部门法的很多杰出学者和学术理论深受西方学术知识训练的影响，比如民法学方面的王泽鉴先生就深受德国法学的影响。坚持中国“本土资源”本身是没有错的，但事实上，若人大学学科没有融入法学学术共同体内产生影响，缺乏对其他部门法学学者的关注力和影响力，长期停留在现象层面和实务层面，不但理论层次和地位上不去，又能对部门法的实践产生多大的影响呢。所以，问题不在于时下事实（或实务）的解决，还需要努力提升人大学的学术人文思想底蕴，给学者们带来知识增量的追求和创造活力。若仅从学术规范训练来看西学借鉴，则大可值得我们借鉴，因为当前很多人大学方面的论文缺乏严谨的学术思辨、严密而必要的引证，学术规范性不强。无论怎样去借鉴西方，都要想方设法尽快掌握外语这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