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学知识文本分析：人大学知识考察的视觉进路
当我们将人大学被“遗忘”的原因放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坎坷发展历史这一大的背景中来理解，放到法学学者们避之犹恐不及的政法法学的转型背景来理解，就会发现人大学被法学界所“遗忘”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不理解被“遗忘”的人大学背后的学者们的实际努力情况、研究旨趣与趋向何在，这样的说法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如果我们要将人大学纳入法学知识场域去考察，由于其在传统上是属于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就很有必要先了解这种旧式主流理论基础的初略样式。可以学界公认的国内权威二次文献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大复印资料”最近6期关于这一领域的全文转载以及归属栏目情况为例，从一个侧面获得大致的体会。尽管这种考察方法不一定准确，但该刊自1962 年创刊以来，几十年如一日，连续出版，所选文献基本能反映出国内某学科某领域的现状、水平与前沿，[3]因此是相对合理、必要的。
查阅的情况表明，③第一，该领域文章的被转载集中在中国政治（学）类，少量转载于宪法学或政治学类；第二，从栏目设置看，绝大多数文章被归属到包含由“制度”这样的关键词组成的栏目；第三，从载文的具体内容看，文章题目或关键词至少包含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或“人大代表”或“选举”这样的词语组成。
根据前面人大学旧式主流理论基础的初略样式之启发和指向，将法学知识体系内有关人大学知识的论文“产出”④基本情况——笔者愿称之为“法学知识文本”——作为个案进行考察。人大学的法学知识来源，笔者将选择的是1994—2005年各法学主流“核心期刊”关于该领域的载文⑤，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进行查阅⑥，有如下文本一（后面文本二、三的考察年限和刊物范围与此相同）：
文本一：根据各刊物载文总量，按升序列为：《法学研究》（4）=《中国法学》（4）→《法学评论》（6）→《政法论坛》（8）→《法商研究》（10）→《法律科学》（14）→《现代法学》（15）→《法学》（27）；又以年度将每年的载文总量按升序列为：1998年（3）→2002年（4）→1995年（5）=1997年（5）→1996年（6）=2000年（6）=2001年（6）=2003年（6）→1994年（11）=1999年（11）→2004年（21）。⑦
从文本一可以看出：一是主流“核心期刊”中的权威期刊载文量最低，而且期刊又地处我国权力与政治的中心——北京；二是载文高峰在修宪年或人大制度成立纪念年；三是人大学研究的产出量长期很低且年分布较为均衡（每年5篇或6篇）。
这些情况表明，第一，人大学在法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尚未真正奠定，产出量、重要学科地位有待提高。第二，2004年与1999年刊载量最多，其原因即与全国人大会议讨论与通过宪法修正案的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直接的关系。一些专家学者比较积极参与了修宪讨论。排名第3位的1994年也与1993年的修宪有直接关系（1993年未在本文考察的范围）。2004年载文量最多的另一个特殊原因是这一年不但修宪同时又是人大制度成立50年纪念，《法律科学》组织了较多学者的特稿。第三，这个学科还没有实现较大的递增式或跃升式（修宪这类特别情景除外）发展而是平稳式发展，在法学刊物总载文量年趋较大递增情况下，则反而呈递减趋势。第四，各法学主流“核心期刊”尤其是权威期刊的“偏见”和导向作用，很容易影响到学者们的产出量和人大学在法学界产生的重大影响。第五，很多法学学者赞扬人大制度“制度优越性”之热情与实际产出量失衡（与学术贡献基本无关），尽管他们有不少是宪法学领域的权威、知名学者。
尽管前面的事实基本上是客观的，但并不表明人大学的发展被法学界边缘化是一个不变的趋向。因为“任何知识都是一种偏见”（迦达默尔语），而且前面的考察范围主要参考的是人大学旧式主流理论基础的初略样式。我们或许需要从另外一个视觉层面——“阐述”——来理解，这样更全面和符合实际：国家权力法理型“治理”逻辑告诉我们，人大的最重要的“法权”是立法、监督（郭道晖教授前面的话已暗合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