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用“两委矛盾”来概括霞村的这个案例，就会掩盖宗族势力斗争的真实本质，就会被选择性偏见所蒙蔽。
案例5：2001年10月，湖南省湘潭市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出动170多名警力，将湘潭市山枣镇白沙村以村党支部书记陈定华为首的黑恶势力团伙20多人依法逮捕，使这个为害一方长达5年的黑恶势力团伙终于宣告覆灭。湖南省湘潭市山枣镇白沙村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农村，由于靠近白沙河，当地农民只好“靠河吃河”，以开挖销售河沙增加收入。从1995年以来，该村村民陈定华、谭文武为了长期霸占本村河段及其周边的河沙业务，为个人牟利，纠集地痞和打手，用暴力控制本地区河沙的开挖和销售业务，称霸一方，垄断沙场业务。在他们的经济实力有了一定基础以后，采取“红”、“黑”两道并用的方式，继续控制本地区的河沙业务。一方面，他们用金钱贿赂上级干部，靠结拜兄弟拉关系，两人先后入了党，1999年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而且将根本不会记账、不懂财务知识的拜把兄弟任命为村会计。在正式职务和身份的掩护下，他们疯狂敛财，敲诈勒索，欺行霸市，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另一方面，他们向其他从事河沙生意的经营者寻衅滋事，聚众斗殴，轻辄非法拘禁竞争对手，重辄将人打杀致残。陈定华一伙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黑恶势力团伙，陈本人则是这个团伙的“龙头老大”。在陈定华一伙的打击下，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原白沙村村委会主任被赶下台靠边站，村委会主任由村党支部副书记谭文武兼任，白沙村的村民自治组织名存实亡。6
[案例辨析]在我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少数地方农村基层组织有蜕变为黑恶势力的迹象，具体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先“黑”后“红”，即原本是农村地痞、流氓、村霸的黑恶势力分子，通过入党担任村干部或者通过控制村民选举，由捞取党票或选票谋求农村党支部或村委会的领导权，在红色外衣的掩护下干黑恶势力的勾当；另一种是先“红”后“黑”，即原来的党支部书记或者村委会主任被当地黑社会拉拢和收买，黑恶势力团伙成员乘机控制农村基层组织，致使农村基层组织的性质和作用发生蜕变。不管是先“黑”后“红，还是先”红“后”黑“，都会最终使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性质与作用发生根本性改变：或者是党支部”黑“、村委会”红“，或者是党支部”红“、村委会”黑“，或者是党支部、村委会全”黑“。从上述案例来看，白沙村的情况属于先”黑“后”红“，名”红“实”黑“，最后导致党支部、村委会全”黑“。当白沙村不愿意同黑社会团伙同流合污的原任村主任被迫靠边站、村主任由黑恶势力分子兼任之后，白沙村的村民委员会组织已经名存实亡。由于党支部、村委会完全变”黑“，白沙村也就消弭了”两委矛盾“，变成了”两委合作“。只不过，这样的”两委合作“于农村稳定和发展有害无益。在一个村庄，当黑恶势力控制党支部或者村委会以后，再向另一方发起权力争夺战的时候，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够用”两委矛盾“这样的概念来表述吗？如果这样的问题也被学者们当作”两委矛盾“看待，学者的视野和观点就会因为选择性偏见的局限而变得教条和迂腐。
除了上述五种主要类型的案例之外，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矛盾可能还有许多具体的表现形式和类型。不管有多少种具体类型，我们在对它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都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为了理论表述的方便，而归于简单、大而化之的“两委矛盾”这一概念框架。在对问题发生的因果机制进行解释的时候，不能简单地选择党支部/村委会这两种象征符号，从问题的表象入手用两极对立的方法解释问题，而是要深入地追寻这两种政治符号背后所包含的实际因素，挖掘导致矛盾、斗争与冲突的细微因素与深层背景，形成最贴近事实真相的理论解释。而要形成最贴近事实真相的理论解释，研究者必须注意克服“选择性偏见”。
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学家亚当·普尔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 ）在谈到对社会政治现象的因果分析方法时指出，各种“选择性偏见”往往深藏于研究者的头脑之中，容易遮蔽最重要的事实，导致我们对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认识简单化。要消除“选择性偏见”，就必须寻找同支持自己观点相反的经验事实，进行“反事实推论”，通过更多经验事实的比较来排除“选择性偏见”的干扰。如果不能消除“选择性偏见”，就难以做出好的研究。7应当说，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进行农村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研究是富有启发意义的。